方面的保守xìng。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xìng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xìng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xìng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远远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度建设成就，前景曾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时期，现有的既得利益挟持了国家政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接着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减缓，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cāo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xìng，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máo zé dōng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日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jiāo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máo zé dōng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máo zé dōng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máo zé dōng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máo zé dōng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máo zé dōng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máo zé dōng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dàng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jiāo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那么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点外，还会特别附加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很难想象，一次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xìng质。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那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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