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及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xìng”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xìng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剧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xìng。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今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会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公民权利，更关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基层政权尤其如此。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xìng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了党内民主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还是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需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奥运会反映出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9月16日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90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xìng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xìng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xìng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垣党内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jiāo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体制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该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橘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yīn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在脱离中国现实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面对中国体制的局限xìng，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和紧迫xìng，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80年代提出党政分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废”。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
常常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jiāo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xìng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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