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进行国际关系和外jiāo事务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过，不再重复。
国家经济委员会可以协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很多国家都有此类协调机构。在美国称为总统经济委员会，是总统的经济决策班子。在中国，经济社会事务主要是由国务院负责，但是部门卷入过多，分工过细，决策往往体现的是官僚体制的利益，而非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实际需要早就体现出来了。朱基任总理时期所设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不过，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发改委，机构设置的初衷都是要负责设计改革，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个官僚机构。要这些机构设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发改委本身必须是被改革的对象，要它设计改革，如何可能？
因为缺少类似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的改革“部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结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面），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社会罢了。这就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没有成效，反而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门化，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要“顶层设计”，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机构。同时，改革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这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的意义更大。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治是关键。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党权本来应当是关乎政治，但现在大多数党权变成了行政权。党的干部不去从事政治，而是拼命地挤占和抢占行政权。这既影响党权本身，也影响行政权。大家都想挤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执政党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其开放xìng自然减低甚至消失。
在中国，政治的要务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尤其是其和社会的联系。现在干部都搞行政权去了，没有人关心和社会的联系。与社会的脱节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应当最担忧的事情，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得不到选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国家，如果和社会脱节，执政党得不到确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就没有能力来及时调整政策，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过，现在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即使是高层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没有一致xìng。很多政治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讨论，没有共识。各种既得利益想方设法要把国家政治体制诱导到对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会积怨已久，却没有有效的参与管道，各种变相的抗议和抗争不断。社会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化。
如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委员会就是要负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顶层设计”就是要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而继续让现存体制内官僚力量和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更谈不上改革的实施了。时间一久，改革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甚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称之为“体制改革”的大多数改革都发生在政府领域，执政党体制本身很少有触动。不过，各方面改革难以推行的困局表明，执政党本身的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经济变化了，顶层体制也要变化。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4月12日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没有比“制度创新”更合适的了。自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里，“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而言的。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政治上的创新更为重要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来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
中国政治创新三层次意义
对中国而言，政治创新至少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改革现有的政治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第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治体制构成的压力，从而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尽管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变革也会涉及政治创新，但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仅仅停留在防守态势，政治改革不是整体改革的主体，只有在第三个层面，政治创新或者改革本身才能成为主体。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政治改革的重点应当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上。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以往的政治改革是辅助xìng的。宏观地看，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年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经济改革范畴，重点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涉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领域。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改革不能代替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进行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也是很显然的。用中国的术语讲，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与时俱进”。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宪改等方面：从máo zé dōng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xìng，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有局限xìng。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xìng的改革和局部xìng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xìng意义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激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对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很大意义上，这种防守式的改革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xìng基础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xìng已经从máo zé dōng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xìng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xìng。中共和前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jiāo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19日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xìng。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各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共干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将在秋季举行，在中央党校进行的这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xìng，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转变成为一个保守的政党？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xìng。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转型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在máo zé dōng时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具革命xìng也是最激进的政党。这是历史所决定的。máo zé dōng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个旧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máo zé dōng领导的革命给今天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基本国家制度。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邓小平同样把中国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识到从一个搞革命的政党到一个专注经济建设的政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六四事件以后，尽管政治改革的声音消失了，但中国仍不失激进的经济改革。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也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上。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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