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以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xìng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yīn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原刊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文简称《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过反腐败的各种制度方法，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要比以往的更具综合xìng和系统xìng。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常常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1989年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职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党就演变成了直接行政组织。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一旦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党政冲突的增加等。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而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至少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政府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强势状态。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xìng，政治xìng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jiāo接。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把本党最优秀的人才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com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jiāo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jiāo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jiāo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以及之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也有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xìng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máo zé dōng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可以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此都已经有高度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题，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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