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题。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李源潮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强调的就是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升级。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对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对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
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非常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的。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一度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发动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对共产党体制以及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希望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自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不确定xìng。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xìng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xìng，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xìng。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xìng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月26日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种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xìng。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价值并非要通过民主来实现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了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
（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xìng和中xìng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xìng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成为（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也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xìng的特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xìng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如选举、协商、参与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中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cāo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与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xìng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却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xìng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xìng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jiāo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xìn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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