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guó mín dǎng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guó mín dǎng，guó mín dǎng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cāo作xìng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cāo作xìng。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máo zé dōng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cāo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特别强调的。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因此他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máo zé dōng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xìng权力。领导人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xìng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为了集体领导，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xìng，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已逐渐明了。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多数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的认可。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下层往往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xìng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只有公正，合法xìng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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