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说重建和人民的关系是中共转型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党内民主或者党内其他方面的改革才有意义。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即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xìng。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xìng（而非阶层xìng）。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取得管治社会的权力。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教训和经验。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却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可以为转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xìng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xìng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xìng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xìng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cāo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xìng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xìng，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bào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xìng事件的严重xìng。很显然，类似的群体xìng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xìng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xìng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bào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智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而一旦当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
在máo zé dōng时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xìng。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自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与文人阶层的独立xìng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
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7月29日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胡锦涛即将发表有关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报道说胡锦涛将勾画出十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以“党内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计划，准许党内出现更多竞争，容许自由选举，开放讨论，等等。不过，一些报道也称胡锦涛的计划不见得会在党内受到欢迎，因为既有保守派的反对，也有改革派的质疑。
实际上，自从“非典”bào发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还是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新领导层会进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领导层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非典”事件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巩固权力。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xìng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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