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上从“‘朱毛’要东渡乌江”的研判误区中退了出来，关注点也由东向西转移，对“朱毛”的行动也愈发小心在意起来。
此后几天“朱毛”一再寻战不果，跟蒋公这般地小心在意，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
当然，小心在意也是一柄双刃剑，蒋公后来也被这双刃剑的另一刃伤得不轻。
据时任薛岳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将军回忆，这当间蒋公也从2月间被周浑元部俘获的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田丰口供中得知：máo zé dōng已在指挥红军！遂亲笔致函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而田提供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有关情况，也成为薛岳研究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资料。（24）
李将军这段回忆如今已为许多关于长征的专著所引述，甚至为《长征》电视连续剧的编导所采用。但笔者仔细考究一番后，却认为李将军抛出的这个情节其实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开的历史谜团，更需要的是考证而不是引证。且不说此间正在红军干部中传达的“遵义会议决议”里尚读不出“máo zé dōng当权”的信息，就是“田丰”这个人物也存在着诸多迷雾：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田丰” 条目所述，田乃广西人，曾参加百色起义，到中央苏区后曾任红七军第二十师某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但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团长，参加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期间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0年4月被guó mín dǎng顽固派杀害（25）这也就是说，长征前，田丰其人就已任赣南独六团团长，且留在中央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何来被“周浑元部俘获”？
1997年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有关内容也可与之互为佐证：在该书附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序列表赣南军区（1934年10月～1935年3月）”中，有一栏为：“独立第六团团长熊东祥 田丰（后）”（26）。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团以上干部任职表中，也没有“田丰”这个名字。
如此可以推测，既或李将军言有出处，那个被周部俘获的“田丰”，也是个冒牌货。
但谜团并没有因此而全部解开，《新四军英烈志》中也有个“田丰”条目，而此“田丰”却是“江苏无锡人，1938年秋赶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夏回华中工作，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0年）4月中旬在无为的张家山被guó mín dǎng顽固派活埋……”（27）。
此“田丰”非彼“田丰”？
的确，从此“田丰”的履历及籍贯推测，他很象是抗战初期加入新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广西籍的彼“田丰”，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谜团虽已与本书内容无关，但涉及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田丰”之下落及其政治身份之定位：是叛徒，还是革命先辈或先烈？倘是后者，其下落究竟如何？因此笔者感觉有必要在此多书一笔置疑一把，以请教各位专修党史军史的方家。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大张旗鼓打造“红色景观”之余，也多多耐住寂寞用些心思拂去历史的尘埃，以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于世，如此才能真正告慰成千上万铸就了红色丰碑的前辈先贤于九泉。
还是回到当年的战局上来。
3月6日，已进至白腊坎（今白龙）的máo zé dōng等见周浑元并未如预计那般前来上菜，即“判断此敌暂无前进意”，亦对各部叫“停”：红三军团“驻白腊坎（今白龙）、椒花坝、兴隆场地域”，红一军团“即在花苗田（今花茂）、鸭溪休息”，而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则“今日在鸭溪附近，明或撤退遵城集结”，军委纵队“原地不动”。（28）
军委二局的工作效率确实令人钦佩，3月7日，蒋公“叫停”电就已有一副本在他们手中（29）。
然而，“朱毛”寻敌一战之心犹盛。
三
周浑元不动，“朱毛”就想诱他动。
本来，在获悉蒋公“叫停”电的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对8日部署是“待机”“我野战军以待机机动的恣态休息、补充、整理和赤化所在驻地”：红一军团移至罗筛坝、一里坝、高剑地域，对仁怀、毛石坎方面警戒；红三军团则移至鸭溪、八里水、对长干山、马蹄石、打鼓新场、大渡口、刀靶水诸方向侦察警戒；红五军团主力移至遵义新城北门外新街，与红九军团保持电话联络，并以得力一营进驻忠庄铺，向懒板凳（今南白镇）游击警戒；而红九军团则继续在板桥一线阻滞北线川军，并向绥阳方向游击、侦察。各部凌晨1时出发，8时前到达指定地域，并严密封锁消息，完全消灭路标，以防敌侦知我军行动。（30）
当晚22 时30分，中革军委得悉“吴奇伟纵队正向黔西移动”，马上又生出一个盘算：“诱吴奇伟西进，引周浑元南下”！遂于次日凌晨紧急变更部署：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原地不动，由红三军团派出一得力的团，“开向马蹄石、太平场、西安寨地域积极活动，如遇黔敌一团以下应袭击消灭或驱逐之，如两团兵力不能，应扼守上述地域，无论袭占黔敌与否，均应伪装主力部队，公开侦察到打鼓新场的道路”。（31）
“朱毛”还是想乘周浑元南下之际打一伏击。
然而蒋公这天也在部署打“朱毛”的伏击。
7日那天，蒋公也在对薛岳麾下诸公电授机宜：“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即周浑元、吴奇伟本书作者注）各电王（家烈）、犹（禹九）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兄（周浑元）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32）”甚至干脆越过薛岳乃至周浑元、吴奇伟，指挥棒直接点到师长一级： “韩（汉英）师派遣黔西别动队，应区分为十个或二十个单位，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33）”
按说这蒋公这些电令中也含有正中“朱毛”下怀的内容，如“匪以西窜公算为多”、“乾初兄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推进”、“跟匪猛进”等等，蒋公虽然前两天刚英明了一把，可这会儿仍然有些瞎指挥之嫌。比如让刚大败而归的韩师之别动队“区分为十或二十个单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就是一例。他老人家也不想想，这些个败兵现在还有这个胆儿么？就算他们有这胆儿，他们有这本事么？这不是在“关公跟前耍大刀，孔子门前读圣书”，又是什么？
然而这回是周浑元自己聪明了一把，又躲过了一劫。
8日白天，两边都在动用各自的侦察手段探究对手肚子里的九九。“朱毛”侦知的结果是“周敌3个师今9日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34）”，周浑元侦知的结果是“朱毛”之“大部队仍在遵义城以西地区，有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之势（35）”。
这两个侦察结果其实都有问题：周浑元3个师9日并未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而是后退至桑树湾阵地；“朱毛”也并不是“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而是真心实意要对周浑元大打出手。周浑元在此逃过一劫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聪明的两手准备：“朱毛”倘是真干，则将其诱至桑树湾阵地，依托堡垒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援兵倒达；“朱毛”若为佯动，则立判其主力将循打草坝、五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联手，“不失时机急起夹击”…… （36）
9日凌晨3时，“前敌司令部”根据那个有问题的“侦知敌情”作出部署：红一军团及干部团由西北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并以一部截其与倒流水的联络，红五军团为中央队取道八里水、鸭溪，向倒流水前进。各部除红五军团外，统限于9日14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攻击。“应防止敌人回窜厂，如敌向南或西南退却时，应有计划的逼追消灭之。”（37）
然而红一军团于9日午后进至指定位置发起攻击时，敌主力已按其既定部署退至桑树湾，长干山只有两个营的敌人，而且就是这两个营的敌人也没被林彪抓到手敌人显然预有准备，根本就不作任何抵抗而是一溜烟儿地就跑回了桑树坪。
而吴奇伟纵队也并未按蒋公7日电令“向黔西前进”，而是按蒋公9日“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预定于真日（3月11日）集中完毕（38）”的电令行动，正向刀靶水、乌江渡之线集结，拟向遵义、鸭溪“追剿”。
“朱毛”的算盘又敲黄了。
这时他们仍没死心，打不着大财东就拾掇小地主，马上又盯上了西安寨的黔军第三旅。
10日凌晨2时前，已进至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革军委两电各部，再次作出部署：“我主力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之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敌，求得决战（犹部在西安寨）。规定：一军团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厂周纵队佯动，并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和通仁怀的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三军团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其通泮水的去路，消灭西安寨附近的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模样”，“三军团解决西安寨犹（禹才）敌后，三军团主动应准备11号仍回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同时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主力集结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今花茂）寻找新的机动”。（39）
显然，这个部署仍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是想诱出周浑元，
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此刻却另有一番盘算。
10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作出上述部署的一小时前，林、聂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万急”电，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作战方案：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镇）之敌，方法如下：
⒈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今禹谟）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今重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⒉三军团另两个团及l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口经洪关坝，13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拌水15里)。11日，以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⒊一军团主力之四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五马口）、岩孔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⒋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11日到达。
⒌九军团任务仍旧。（40）
说实话，笔者读完这篇文字并绘出行动详图对比了双方态势和本钱后，也着实吃了一惊也吓了一跳。在林、聂这个充满了“大迂回大包抄” 魅力的计划里，进击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黔军已不是诱敌手段而直接就是目的，为此目的他们设计了两个动作幅度极大的机动：红三军团两个团迂回三重堰断敌后路，红一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今五马口）、岩孔迂回打鼓新场（今金沙）按林、聂设计，前一个机动的行程是3天，后一个行程至少也得一日。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此刻“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孙渡已得蒋公令箭，正率滇军各部向黔西、打鼓新场集结，其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离三重堰（今重新镇）不到80里路，后续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亦正向打鼓新场（今金沙）、黔西前进……
如果将林、聂建议与“前敌司令部” 前几天诱敌击敌部署包括10日当天的部署作一对比，或许就不难看了个中奥妙：máo zé dōng等这些天虽然屡屡寻敌决战，但动作幅度并不大，大致都在半天一天的行程内，而且始终是集中主力在手，机动或待机时也注意互为犄角，为的是在强敌环伺之下留有充分的进退余地。而林、聂这个建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力在3个方向上被分散，且其中在两个方向上行程很长因而危险极大，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之敌虽然都是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但他们一来依托堡垒跟在野地里被人撵鸭子时大不一样，二来他们可以有看家本事抬腿就溜，一起退向三重堰抱成团并向滇军靠拢，三重堰距打鼓新场不足百里，王家烈拿出逃命的劲儿跑到也就大半天儿功夫，而林、聂设计“断敌后路”的红三军团一部要3天后才能到这儿，那功夫滇军主力差不多也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及其附近了……
更重要的，是林、聂计划的模样跟蒋公8日“匪以西窜公算为多”的研判相当相似虽然无论是“朱毛”还是“林聂”，此间好像并无这般盘算，蒋公除令滇军赶赴黔西堵截外，也饬薛岳作了个“急起夹击”之预案，该预案的前提为：“犯我（指周浑元）者系佯动”，一旦这个前提成立，则立判“匪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周将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急起夹击”（41）。
以干部团一团之众“佯攻周敌”，周就是个笨蛋，有个半天儿功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