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工作了很多年。虽然印度国民大会支持中国，并反对日本，但是许多印度恐怖主义分子都与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Rash Behari Bose联系紧密。
因此我们知道日本人的袭击就要到来了。一位在香港的日本海军军官事实上已经走得太远，他声明说为了香港而战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香港会象是“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掉入日本的怀里。另一位日本军官知会美国总领事，他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香港，只要他切断香港的水源。日本人可不是仅仅局限于口头上说说而已。他们开始占领整个广东沿岸靠近香港的海岸线，切断它与大陆的联系。他们强迫几千中国人沿着海岸线修建新的公路，并修建一座距离香港大约五分钟飞行时间的新飞机场。
英国政府已经在香港的防御工事上花了一千万英镑，而且还通过山区修建了新的军事公路通往新界。建筑物周围都被沙包围了起来，特别卫兵让所有通往九龙的汽车都停下来进行检查。但是日本人知道了每个pào位的位置，每条战壕的军火库位置，军事通道的每一个转弯处，还有英国人赖以侥幸活命的每个地下避难所的位置。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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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真正国际形势发展到什么程度时日本人会进行攻击，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觉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因为许多日本人仍然呆在殖民地里。有些美国公司已经得到命令，关闭并撤离，而且一个印刷厂开始为政府印刷几千份的死亡证明书。一天，一位中国朋友焦急地告诉我，他看到许多日本人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到了一艘船上。我和他一起到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去看，看是否所有的日本鼠辈真的已经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他们没有。显然时机仍然没有成熟。
另一位中国朋友说：“观察国立城市银行，当它开始搬迁储备金的时候，马上坐下一航班到中国去。”
香港的空中力量仅仅是三架老式的飞机。在夜晚它们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飞过全岛，以便让探照灯练习搜索。坐在Norman France（他是一位香港大学的历史教授）家的阳台上，我们经常看着飞机说：“空军今晚全体出动了所有的三架飞机。”France教授是香港pào兵自愿军中的成员，后来在香港的保卫战中牺牲了和一位反对这场战争的英国共产党员，他在日本人进攻时也参加了战斗。
英国官方估计他们的力量足以抵抗三个月；那些更加乐观的人希望：英国的海军支援到那时可以从新加坡过来。也许美国会在那时参战，到时海上支援可以从太平洋的枢纽夏威夷赶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就在夏威夷，能够保住亚洲；然后，当然是我们在阿拉斯加的基地和阿留申群岛的基地……。
有些英国人争辩说，香港的战略地位不值得英国或美国出动海军来支援。这个殖民地可以被利用来吸引和拖住日本人的军队，使得他们在其它更加重要地方的军队被吸引过来，然后这里就可以放弃掉，成为一个被牺牲掉的前哨。我听一位英国医生争辩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会有几千人被杀死。但是香港能做些什么？难道它应该躺倒投降，或是回到它真正的主人怀里，中国却也保护不了它？许多英国男女包括France教授和那些共产党以及许多其他人都为它战死虽然对于整个大英帝国并不喜欢，他们却热切地参与了保卫这个英国岛屿的战斗。他们留在香港不是因为职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就这样离开就像是一个懦夫。当多数英国fù女和儿童被撤离到澳大利亚以及少数撤离到菲律宾时，有些却留在了香港，在日本人进攻时预先参加了医疗培训。后者中间就有我的朋友Hilda。她和她的丈夫，和我的许多其他朋友一起，后来都成为了日本人的囚犯。
当有些英国人对危险非常警觉时，他们自己却在种族和阶级上存在着致命的Achilles之踵。比如说，英国fù女和儿童都从殖民地撤离了，而中国人、印度人、以及欧亚混血人中的fù女和儿童则没有被撤离，尽管事实上他们也是英国国民。为了帮助撤离英国fù女和儿童，香港政府对某些无论男女、贫富都需要卖的货物上加收了销售税。这些税收收入都不是为了这个殖民地的发展。当然，许多英国人自己这其中包括我的朋友都对这种无耻的行为表示抗议。
而且，我还经常听到英国官员自负地说中国人是“三等军队”；当日本人和英国开战时，“他们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有几百中国人参加了香港自愿者团队，都是正常人，但是英国士兵拒绝和他们在同一张池子里洗澡。不仅如此，英国也并不认为和中国政府达成联合保卫香港的协议是有意义的。在一次官方的宴会桌上，我曾经与一位英国官员争论起来，他宣称如果中国人还算是有本事的话，他们就该夺回广东。如果英国人还算是有本事的话，我想，他们就不会继续卖废钢材给日本人，而且直到这种时刻还在卖。一位英国将军挖掘出新的深度，声明著名的亲日人士和绥靖主义者Robert Craigie爵士应该被派驻中国，而不是Archibald Clark Kerr爵士。
我在许多圈子中间游走，经常感觉象是生活在异地水里的鱼一样。香港警方仍然禁止我演讲或发表文章，而当我与他们进行争论时，他们宣称香港是中立的，如果允许我发言就是违反了中立的原则。对日本人而言，我早就是不受欢迎人士，是众多上了黑名单的外国记者和广播人之一。我们如果被捕，就会落得和中国主战派一样的下场。（J.B.Powell先生是《中国每周回望》的主编，告诉我两到三张日本人的黑名单。有六十名以上的中国新闻记者都被预定死刑，其中许多人在上海被暗杀。其中一张是针对美国人的黑名单包括Powell、Gould、Allcott、Allman、Mills、以及Starr是由中国的叛徒TangLeang_li帮日本人编制的，这其中还有一位美国人的帮忙。作家埃德加 斯诺，英国人H.G.W.Woodhead，和我也在一张黑名单上。在香港陷落以后，Powell在上海被捕，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以致于他的双腿不得不被截肢。）
对于我的禁令最后被解除了，但是只是在香港政府里的中国代表威胁将这一事件上呈到英国下议院之后才解除的。然而，即使是在这之前，我已经在我的朋友们所宣称的“私人聚会”上进行了演讲。这些聚会发生在香港大学的学生中间，慈善团体，中英文化jiāo流协会，以及一次在美国航空公司的Royal Leonard上尉家里的聚会。
然而，香港是一个每个人都忙于“犯罪”活动的小地方。在一次我的“私人聚会”上，正当我热切地鼓励中国大学学生们参加军事训练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位英国官员矮胖的脸；而他与香港内政部联系紧密！我从这位绅士的出席所得到的唯一安慰就是来源于一个那时四处传播的故事。这位官员之前试图驱逐或拘留在殖民地里的反法西斯德国难民，而那位开明的港督Geoffrey Northcote爵士让他给出一个理由。
这位矮胖的官员说：“好的，说实话，我不喜欢他们的嘴脸。”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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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港督回答：“好的，我也说实话，我也不喜欢你的嘴脸！”
尽管这里有骚动和冲突，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香港才成为了一个迷人的地方。这是通往中国的大门。除了当地的中国人，这里增加了一股外国新闻记者、作家、军事观察员、或是仅仅是普通旅行者的洪流。许多外国人在这里的酒吧，和令人心怡的旅馆休闲室里逗留了远超预期的时间。这里是“没有精神的地方”，那些经历过挫折的英国年轻人，有社会意识但是却被陈旧的帝国主义机器套上了马鞍，注意到了它，但是它却依然令人消沉。即将到来的被攻击的危险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威胁，我们经常有意地对彼此说：“干杯，为了明天的死亡。”
我开始喜欢许多英国人的东西，特别是苏格兰人。虽然又臭又硬，苏格兰人却有着许多奇怪的奇思妙想。但是某些英国人却有能力不仅让我变成民族主义的中国人，也会把我变成一个盲目爱国的美国人。比如说，有英国人告诉我，美国人不喜欢英国人是因为他们嫉妒。“以上帝的名义，嫉妒什么？”我问。另一位对我说英国正在为美国而战，美国人应该“为了最后一位英国人”而战。当我反驳说英国人应该为了“最后一位希腊人”而战时，那位花花公子落荒而逃。有些英国人雄辩地证明英国人是多么的沉默寡言，是多么的有文化，而美国人是多么的粗俗，多么地夸夸其谈。但是我的一些朋友，虽然骨子里是英国人，却既不沉默寡言也不庸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象星条旗一样光彩夺目。
我的一位苏格兰朋友就是年轻的David MacDougall，他被派来当公务员，从事分发新闻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乏味的小册子的工作。MacDougall是香港办事处的主管，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读他自己发放的小册子。他阅读那些令人“讨厌的”左翼文化读物。他参加了自愿队，在保卫殖民地的战斗中受了伤。后来他和其他中国人以及英国官员逃到了大陆，被游击队送到了内地。
一位英国人是军事武官，对中国的感触非常深。他说，他曾经被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辱骂或虐待过；但是其余的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如此“下贱”，让他所受到的辱骂和虐待一下子全弥补了回来！
香港停留的美国人各有特点。Breezy，非常自信而且精力充沛，有能力到中国呆上三四个星期，然后写出许多书来。还有些病态的美国人，却因大嘴巴而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制造出一种可怕的喧嚣，让所有美国人都惹上了尴尬的名声。一次，沉静而说话温和的埃文斯•卡尔逊经过了香港，赢得了每个与他接触的人的人心。他正前往中国作另一次旅行，这次是为了工业合作社的事情。
整群的美国军事人员和海军文职军官出现在眼前，但是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在前往埃及的观光路上。他们的路线中要经过重庆，然后乘飞机沿缅甸公路到仰光，然后穿过新加坡，印度，然后是中东。我很怀疑天上是否有什么东西；如果没有，他们也许是春天到来前飞来报信的第一批燕子。他们都是很直率，热忱的技术人员，但是我怀疑他们对于中国抵抗的政治因素是否会有任何的概念。
在香港还有美国作家。Erskine Caldwell和Margaret Bourke－White在去往苏联的路上经过香港。Ernest Hemingway偶然来访，用他生平最后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所挣来的钱请我们每个人喝酒，并给我们讲遥远地方的故事。他描述自己是怎样在爱达华洲的酒吧里和一位卖国贼的亲戚吵了起来，然后痛打了他一顿；还有一晚，他和一位海军军官演示了使用匕首的技巧，来证明一个人的头可以在你吐口痰的时间里轻易地被割下来。
蒋介石夫人到香港来为她背部的老伤进行治疗，而我有幸第一次在她的姐妹孔祥熙夫人家里与她会面。有些外国人曾经想安排蒋夫人会见我，但是我不愿冒险接受她的手下为我所作的各种安排。一次，她的手下都走开时，我碰到了她，发现她很有教养，非常机灵，迷人而且品位优雅。她的修饰只有富有的中国女人才消费得起，浑身高雅动人我想，需要花很多钱来维持。站在她的身边，我感觉自己有点象Thurber笔下忧郁的猎犬。她吐字清晰，人格完整，充满自信。当岁月让她的另一位姐妹，孙逸仙夫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哀伤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让蒋夫人的信心和权力增加了。
Emily Hahn正住在香港，刚刚完成了她有关这三姐妹的书籍。她们三人的经历的确值得写本书，但是和许多外国人所想象的相反，中国不是只有她们三位有才能的fù女，而我总是认为媒体只将焦点对准她们是件不幸的事情。我经常想，如果整个宋氏家族是出生在偏远、贫困的地方，她们的结果又会如何。我想到了那些军队和人民中间当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教育家的中国fù女，以及那些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困苦但是依然努力工作，不断提高、不断向前发展的人。而且我也想到那些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牺牲的人们。
一种新式的中国fù女，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美国fù女，正在猛烈的战争中稳步向前发展。一位这样的fù女和我在Hall主教的乡下住所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的名字是萧红，而她的命运就很典型。当日本人1931年首次入侵满州里时，她逃跑了。她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日本人，也是为了逃避富裕的父母为她所选择的婚姻。她不停地在日本人进攻的前沿生活着，开始在北平，然后在上海、汉口、重庆，并取得成功。她的第一本书《生死场》就是被鲁迅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的，而且鲁迅还评价这本书是中国fù女所写的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小说。后来这位女孩出版了其它三本书，包括一本她住在我家时所完成的战地小说。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一样，她生活在永久的贫困中。这些作家所挣的钱让他们和苦力处在同一阶层。因此萧红和她的许多同行一样，染上了结核病。我把她送到女皇玛丽医院，资助她治病，一直到香港沦陷。她在日本人占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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