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其它翻倒的汽车残骸。我们又一次经历了不断的空袭。那些精疲力竭、心力憔悴的军队里，许多人都得了夜盲证和疟疾，现在正在向后方撤离；而那些新部队则不断地开拔到前线去。几千辆完好无损的汽车因为缺油而沿公路两旁停泊着。我们不停地穿过那些被空袭毁掉的城镇和村庄。一天下午，我们停下来去帮助一座城镇上的伤者。这座城镇刚刚被轰zhà过，城镇上空还冒着青烟。第二天黎明，我们又上路了。
我停下来在桂林演讲，参与广播节目，就像我在贵阳所做的工作一样。但是广西省和中国的其它省份不同。这里还是民主的堡垒：在堡垒里，允许自由演讲、出版、和自由集会。那些其它地方被赶出来的作家和编辑聚集到这里继续工作。我希望在香港的治疗之后，我可以返回广西，然后去印度支那前线。
一天晚上，我在桂林电台的广播完成以后，我发现在我之前广播的一位日本人正在等着和我jiāo谈。他没有受到监视，而是象中国人一样生活和工作着。我们在一家露天茶馆度过了一个晚上，我发现他有着显著的个xìng。他的名字是Seisaku Shiomi，能说三种外语中国话，英语，和法语。在1938年12月他成为了印度支那河内领事馆的秘书，同时领着日本秘密情报机构的薪水。他后来在边境从事间谍活动时被中国军队俘虏。有一年的时间，他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中国人。在此期间，日本革命作家Kadji，正在所有的日本战俘营里工作着，给他提供了书籍并与他谈话，最后他决心参加反法西斯运动。
“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他说，“都是作为一位外jiāo官。我过去相信我很幸运出生在日本，并认为我们的政府入侵中国是件好事。我不能不看到日本人是唯一的没有被白人征服的有色人种。我们国家的军国主义成功地利用这一事实蛊惑着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在为所有的有色人种的解放而战斗。但是自从我学习过，思考过以后，我已经很清楚，我们的军国主义者仅仅是想取代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位置。这花了我很长的时间来改变我的人生观，并开始迈出日本称之为卖国的第一步。然而，我看到日本的统治者就像多数其它国家的一样，和平时利用平民作为财富积累的源泉，而战时则作为战场上的pào灰。现在我用日语向日本军队和日本人民广播，尽力去宣传那些我所相信的东西。我为了真正的和平和正义而工作，我的心灵有了归宿。”
他说的非常快，有点神经质，好象是被内心的冲突给撕开了。他不停地向我保证他很“愉快”，但是我很难相信有过他这样经历的人会抛弃一生的观点和人生态度。在我们分开之前，让我把他的故事传播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因为日本人拒绝承认电波传来的是他们的领事馆官员的声音。“告诉你所碰到的每个人，你曾经见过我并和我jiāo谈过。”他催促我。然后我几乎相信了他。我很疑惑如果我在类似的环境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同一天晚上，官方的朋友把我带到了机场，我们站在黑暗的机场上，看到一丝红色的光从东边的山顶上出来。这是一架从香港运送支票过来的特派飞机。我是唯一搭乘的旅客。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给飞机装上压舱的石头；一会以后，我们冲向了夜空，开始在完全的黑暗中通过日本人的防线，向香港飞去。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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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早晨时，我在飞机上俯瞰着整个香港，地上柔和的灯光反shè在黑暗的、沉睡的大海上。地球上再也没有景色如此漂亮了。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知道，中国的帆船正偷偷地穿过海水，躲藏到广东沿岸的小湾里，然后苦力们群涌而上，搬起货物飞快地向内地跑去。因此走私从广东沦陷的1938年末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香港沦陷之前都会继续。
我们在灯光下降落了。礼貌的英国官员拒绝搜查我的行李；他为我负了出租车钱，把我送到了豪华的Peninsula酒店，那里朋友已经为我定好了一间房。一旦进入了房间，我就小心翼翼地在房里走来走去。这里既干净又宽阔，里面还提供了厚厚的地毯，安乐椅，以及闪闪发光的镜子。弄脏那些洁白的亚麻布床单和干净的浴室我都有种罪恶感；那张软床让我整晚无法入睡。
但是早晨，我的朋友香港政府医疗机构主管的妻子Hilda Selwynp-Clarke来了。我们穿过了海湾，但是在去富丽堂皇的女皇玛丽医院治疗之前，她问我是否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的或是想要的。我说我想要些冰激凌；因此在早晨八点半时，我们到了一家偏远酒店的休闲屋，缠着侍者订了些冰激凌。Hilda然后建议我买些睡衣；我们买了两件另一次无用的奢侈消费。当所有的话说完，所有的事情做完，我们偶然停在一家yào店旁边。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忍受的，因为这家yào店里面摆满了太多的医疗供给，比我在任何前线的中国军队里所看到的都多。那些闪闪发光的盒子还带着送给fù女们的小饰品。我所需要的是一把牙刷，浆糊，和一些香皂。
女皇玛丽医院的院长盯着我，但是一直很沉着，然后安排我住进了一间可以俯瞰蔚蓝色大海的漂亮房间；随后他跑到香港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Paul B. Wilkinson博士那里去了，而正是Wilkinson博士来主导对我的治疗。那位院长挥舞着双手，宣称一位长相不可思议的fù女穿着“连衫工作服”刚刚住进了医院。Wilkinson博士试图安慰他，并向他保证，尽管有这些缺点，我却拥有一个“令人着迷的胆囊”。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和Wilkinson博士在整个香港不停地争论着，但是我们却仍然是朋友。他是那些英国人当中非常爱国的人，特别是在发现自己远离家乡的时候。他是一位隐士，或者说他喜欢思考。他是生活在一个经典文学和医学研究的世界里，流利地用拉丁文和希腊语讲述着自己的观点，让他的学生从内心感觉到敬畏。在到香港之前的几年，他呆在非洲的一个偏僻地区，在那里他只为黑人看病和治疗。他看起来更喜欢那些黑人，而不是官员和美国人，他认为后二者都是半野蛮人。黑人，他总是说，拥有着无比的骄傲、尊严，同时也十分敏感。在到他那里去治疗时，fù女们总是要先洗澡，然后用新鲜的绿叶做新围裙。
对那些富有的中国人，教授有些冷漠；但是对那些中国穷人，他的内心充满了尊敬和爱护。虽然香港警方禁止我发表演讲，禁止我的作品发表，或是参加公众活动，但是Wilkinson博士一天把他的讲台让给了我。我对香港大学的医学学生讲述了他们在前线的同胞的情况以及他们的需求。Wilkinson医生随即鼓励毕业生们加入他们军队中的医疗机构。在我演讲结束以后，他用自信的英国口音引述莎士比亚的话，补充说，他想我的演讲对那些学生没有任何影响，就象是水泼到了鸭子背上一样！最后，在众多的听众中，我们获得了三名自愿者。
在医院的治疗结束以后，我在香港主教Ronald O.Hall博士的乡下住所暂住了一段时间。主教和我很快成为了朋友。象我的朋友Hilda一样，他忙于各种为中国士兵和平民所举办的慈善活动。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试图象基督一样生活在一个建立在人种和阶级歧视基础之上的英国殖民地里，没有什么是轻松的工作。从我的观点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和Hilda及其丈夫Percy Selwyn－Clarke在一起，他参加反对歧视的运动，并且徒劳无功地去推动了诸如此类的社会改革：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水平等等。但是那些支持他的工会很久以前就被英国统治者们禁止了。
Hall主教一次告诉我他看到的一个典型事例。在一次日本人所允许的广东之行的旅途中，有一位贫穷的中国女人背着一个婴儿在他前面下了船。她给儿子带着一罐珍贵的nǎi粉。看着它，一个日本哨兵从她手里抢了过来，用刺刀打开了它，然后把nǎi粉倒在她前面的泥土里。然后他让她通过了。
我很快就成为了为中国慈善工作而忙碌的英国人团体中的一员。Hilda是领头人，也是中国红十字的外国人助理，而且英国慈善团体和美国医疗援助局给中国援助的代理人。她也是中国自卫联盟的秘书（孙逸仙夫人是主席），而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个联盟永远都运转不起来。作为政府高官的妻子，她也许很容易满足地就能提供赞助给某个组织。但是她经历过英国劳工运动，因此不会对打字、打电话等等之类的事情嗤之以鼻。在她的办公室里，我碰到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各类慈善工作者这其中就有一位美国红十字的代表，拿着高额薪水，令人恶心。官员们肆无忌惮地评论着Hilda他们的用词，出自于这种人口中，只能是让我觉得非常可笑。有些人说她把港督Geoffrey Northcote玩弄于股掌之间；任何事物落入她的手里以后，Hilda都是不会再放手的。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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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虽然香港认为自己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在战争中是中立的；但是实际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大陆一样，都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而被租借出去的。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切事物都能在香港生活漩涡里反映出来。这里挤满了银行大亨，这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它的中心有着别具一格的生活圈子，那是四百位从大陆过来的百万富翁，都是过来躲避战争的。有些人是在前往美国去的路上，而在美国我后来听说，他们正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在美国上层社会里厮混着。如果他们真的是中国的代表，中国也许早就不存在了。当几万贫穷的中国人想在殖民地里找避难所时，有数千人不得不睡在大街上或是屋檐下。贫穷的年轻逃难女孩有些还不到十四岁学会坐在了门口的yīn影下，然后向那些离开餐馆、旅馆、或戏院的男人卖弄色相。警察和看门人都向这些女孩提取一定比例的收成。
在大旅馆的休息室里，每天下午富裕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聚集在一起喝鸡尾酒，密谋着，谈着生意，或是仅仅是消磨时光，直到中国的士兵已经让他们有可能返回昔日的狩猎场。汪精卫的中国代表公开地在他们中间四处奔走，从来就不缺钱花。在香港，这种人是密密麻麻。
比如，我的朋友一次猛地从茶桌边站了起来，迅速消失在我身后的一扇门外。一位曾经的鸦片沙皇以及上海青帮的头目已经进来了！他现在是中国红十字的董事。他和几个帮派成员成为了抗日派，而其他成员却仍然在为敌人工作。然而，即使是他，也比不上红十字董事会里的两三个成员那样令人讨厌这些人正在尽全力赶走林博士，然后让他们的亲信来担任这一职务。我知道这些人只对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感兴趣，根本不关心伤员的死活。我从来不隐藏自己对他们的观点，即使是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因此这实际上中止了我重返中国的机会。
我的朋友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有时被人称做“文人政治派”。我们团结在一起来为中国工作，但是象中国其它政治团体一样，被苦涩的政治意识形态给分裂开来。拿两位我这一“派”的两位英国共产党来说吧。在欧洲战事开始之时，这两位年轻人中的一位回到英国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但是一到那里就得知英国共产党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xìng质的。因此他跑回了香港，他的旅费是由一个慈善团体支付的。我个人看不出究竟为何英国人无论左翼或是右翼在纳粹入侵之时不能参战。
一天，这两位英国人中的一个发现我读Tom Wintringham的有关战略的书籍，他宣称Wintringham是叛徒。Wingtringham指挥过西班牙国际纵队里的英国连队，但是当英国战事开始时，英国城市被来自空中的敌人摧毁时，Wingtringham就自愿训练英国地方军，把他在西班牙战场上学到的军事技能教给他们。他拒绝加入共产党阵线，因此被称做“叛徒”。因为类似的原因，John Strachey，政治经济学家，也被称做卑劣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从美国旅行者那里得到了美国共产党阵营的回应（他们与英国的观点一样）。确实，共产党在西班牙与法西斯而战，而且在诸如工会、自由主义党派、以及其它美国反对出卖战争资源给日本等等此类的组织里出现了他们的声音。但是当我听到这些人谈论战争时，我看不出他们的政策和那些美洲土人以及不同的宗教和平主义团体有何差别。我同意苏联必须抵御来自任何资本主义力量的入侵这其中也包括纳粹但是为什么要宣传与德国的“和平”？我把美国所有这些和平运动都当作是dú害美国人民的dúyào，让他们完全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无所防范。但是允许美国民众参战有什么错？
甚至中国和香港最愚蠢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将要袭击这个殖民地，而且这只不过是某个大的战略里的一段小chā曲罢了。日本人已经夸口说他们将要这么做，他们的《田中奏折》甚至已经规划出攻击的计划。他们从印度支那稳定地向南挺进。他们已经准备占领Siam。他们在缅甸的活动多年以来非常有效，除了两家缅甸报纸，其余所有的报纸都已经亲日化了。当缅甸公路第一次向中国开放时，日本势力如此强大，以致于仰光的工人宣布罢工，反对将武器运送到中国。日本特务已经在阿富汗、印度、荷属东印度群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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