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贵阳的街头上，在选举代表参加guó mín dǎng会议的场合，给那些大字不识的fù女每人发一角钱，来让她们选他们所推举的人。这个事件传到了重庆的高层官员那里，他们指责这是一场政治诈骗。
我很快得知，政府里的“和平因素”自己正在策划一场bào dòng，计划杀死蒋委员长，因为他希望继续战争。这个罪名却被安到了共产党的名下。另一个“国会大厦纵火案”正在策划之中，人们说。真正这种说法有多少是猜想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无法判断。但是如果象这样的指责都已经落到了象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样的组织的头上，局势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接下来我听到谣言说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和许多赞同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guó mín dǎng高官都被称做“共产党的外围防线”。然后我从两位外国fù女那里听说，她们都与戴笠将军的代表见了面，并被要求做间谍，来刺探出外国通信记者的政治观点。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拒绝了，但是从此以后就被指责是“跟军人睡觉偷窃情报的间谍”。被指责的女人轻蔑地否认了那些谣言；她有治外法权。但是中国人却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指控。
紧跟着这些报告，我听到guó mín dǎng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指控基督教青年教会和当地的fù女新生活运动组织为共产主义组织。一天，当基督教青年教会聚集开会讨论“民主是什么？”时，两位guó mín dǎng官员踱了进来，命令他们回家。官员们宣布没有guó mín dǎng的允许，没有guó mín dǎng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任何xìng质的会议都不准举行。不久以后，guó mín dǎng官员跑到贵阳的街头上，在选举代表参加guó mín dǎng会议的场合，给那些大字不识的fù女每人发一角钱，来让她们选他们所推举的人。这个事件传到了重庆的高层官员那里，他们指责这是一场政治诈骗。
每当日本人新的和平计划送到中国政府的时候，政治反动的浪潮都暗涌着。通常，德国人是传递这些计划的渠道，虽然香港的中国人以及汪精卫的追随者其中一个是重庆jiāo通部的高官总是chā了一手。没人相信蒋委员长会在中国胜利以前考虑和平，但是德国人却怀抱着其它的希望。在一场德国战争影片对一名官员的选举团上映以后，我听到了公开的对于横扫欧洲的战争机器的赞美之词。当巴黎在6月中陷落以后，对于纳粹的敬仰抬头了。中国人记起了法国统治者在印度支那的腐败和暴行：一位红十字官员告诉我，甚至是在印度支那在日本人占领之前，印度支那的法国官员还从那些想运送货物通过的中国人那里收受巨额的贿赂。
当英国在6月关闭缅甸公路时，国际形势的发展，与英国和美国对日本的政策jiāo织在一起，推动了整个中国反外国人情绪的发展。对于英国人的仇恨是最强烈的，中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投降。蒋委员长仍然没有动摇，但是政府里的“投降势力”却增添了新的动力。
我很能理解那些外国人的情绪。三年以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军队都被许多外国人轻视。中国，他们说，根本不能战斗；中国军队的军官都很腐败；军队里的士兵都是文盲或是儿童；中国人没有文化；伤员的生存环境都非常恶劣。有些指责是真实的，有些是不真实的；但是中国正在背负着重荷，蹒跚前行，而几乎所有的这些指责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事实。
当我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或声明他们供应着中国的医疗设备时，我的感触就特别深。正是海外的中国人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医疗设备提供者，与他们的帮助比较起来，我自己国家的帮助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美国唯一经常能到达中国伤员手里的医疗供给是来自于美国医疗救济局，而这个部门的主管是一位华人。一个在军队医疗服务机构的中国高官告诉我，美国最近确实给了中国一百万美元来买奎宁，但是美国商人声称这笔买卖必须通过他们转jiāo。结果他们在爪哇买到了奎宁，运到美国，重新包装了一下，然后再把它们送到中国；最后中国人收到了大约价值30，000美元的奎宁！
我的态度因此和大多数中国人是一样的。中国是被世界遗弃了的国家，被轻蔑地对待；与此同时，尽管其内部存在着冲突，但是她所面对的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世界民主而战。我所知道的许多外国人都和我持同样的观点；有些人甚至是完全赞同。肤色差异和种族歧视也不能掩盖这些人民在战斗的事实。
美国民众看起来是不知道或是被误导了；或者是更加委婉地说，他们不愿去面对如此糟糕的局势。因为如此，外国通信记者都害怕报道事实真相。“事实？”一位外国记者说。“我真的不知道事实是什么！”因此我们都患了大脑麻痹症。
聚集在停泊于美国大使馆河边的美国战船“Tutuila”号的餐厅里，我们很多人对这类题目争论不休。有时会有十多人彼此互相大叫着。中国会求和！中国不会求和！美国必须参战！美国不能参战！一次，比利时dài bàn，一位法西斯主义者，对另一个比利时人说要决斗，因为他称比利时国王为卖国贼。我被称做理想主义者，一位幻想家，诸如此类。只有日本人的轰zhà机飞到头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现实所面临的危险。
一天晚上，当Bartlett上尉还是“Tutuila”号指挥官时，我成为了他的座上客。在拜访过程中，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起来。男人们都回到了战斗岗位，而上尉则给了我一顶钢盔和一件救生衣，带着我上了甲板，在那里只有天空笼罩在我们头顶。当轰zhà机过来时，我习惯xìng地想找一条沟去躲藏，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公然地站在甲板上。我问上尉，zhà弹碎片会落到战舰周围吗？他回答，当然会，一次碎片曾经在甲板上打了一个洞，而另一次打中了一位pào手的钢盔。他说，最主要的事情是注意第一块弹片落在哪里，其次是弹片飞向哪个方向。
“如果被打中了呢？”我问。
上尉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确切的弹着点了！轰zhà机那晚飞去了重庆，但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感觉自己象是落入了陷阱的老鼠一样。
我回忆起与外国记者Jack Belden的一次谈话。他对新四军总部作短暂访问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他问我是否害怕空袭。我承认我害怕；让我吃惊的是，他说他也害怕，而且那种害怕的感觉还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我们都觉得这种害怕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战斗的话。一把qiāng似乎能让人鼓起勇气。许多中国士兵告诉我，当他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时，他们非常害怕；但是当战斗持续进行时，害怕就消失了。
Jack Belden带了一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人名和地名都换成是中国的，很容易就会被看作是当前战争的一个写照。他问我谁能写出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我说那一定是只能由真正经历过整个战争的中国人来写。但是我也认为，Jack也许有一天会写出一本非常好的书。他已经同很多中国军队呆过，为了接触他们，他甚至不得不利用各种手段来买通那些官员。他比我更加客观；他没有立场，能够站在一边进行观察。而我总是忘记了自己不是中国人。对我来说，中国的问题、长处、缺点好像都是整个世界的。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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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小组继续战斗
当6月结束以后，日本人的闪电战依然试图将重庆zhà成土灰，林博士过来带我回到了贵阳，红十字医疗队的总部所在地。要想通过拥挤的车队和从重庆逃离的人群是一个难题。一次，在路上，我们不停地遭到空袭。因为我们是在红十字汽车里，武装的士兵都默默地让我们通行，偏远地区的村民都允许我们前行。我们只想在飞机向我们直冲过来时才下车躲避。而一旦因空袭而停下来，林博士不停地抱怨说，中国哪也去不了。战前一位优雅的绅士，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位钢铁意志的人。如果害怕曾经降临到他的头上，对于被征服和奴役的恐惧又克服了这种害怕。他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他的国家的痛苦。
林博士在他的小别墅里给了我一间房间，然后开始给我治疗。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在重庆没有将自己的胆囊摘除。在躺在床上时，我从他那小而精的书库里选书来读，在他忙里偷闲时，我可以向他介绍我所读的书的大概。除了各类报告和医学书籍以及日常工作以外，他很少有时间看其它的书。现在，他又多了另一件可能要花费几个月时间的事情：编写一套医疗指南，同时希望战场上的每位医疗工作者都可以带上一本。他房里的灯光总是一直亮到黎明。红十字医疗小组在他的领导下发展迅猛，而那些有野心的人已经认定，在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下工作确实是太有利可图了。政治yīn谋始终阻碍着他的工作，而他也花了太多的时间来保护他自己和那些医疗小组，免受中国的盖世太保的迫害。
我对于林博士的境遇感触颇深，但是我对他的尊敬却与日俱增。他的教育和文化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中最优秀的部分，但是在他自己的国家他却很孤独；但同时，在英国和美国他也是一个陌生人。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曾经到美国去出席一次科学大会。在失散以后，他的同事最后在Ellis岛找到了他。他们找到他时，他正在移民栏里，大衣上挂着一个“除虱”的牌子。
他是一位思路十分开阔的男人也许对于他的年纪来说这太过于开阔了一些。中国所有伤员命运都在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他的身上。仅仅是他的重新培训整个军队的医疗人员的计划就为那些伤员和病人带来了永久的福音。但是政治yīn谋却对这种工作、这样的人肆意地发泄着。对于他的未来，我一直充满了担心，因为他很粗暴，也很顽固，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日本海军飞机每周都要从南方飞过来轰zhà贵阳，而在飞机离开之前，红十字救护车已经从总部所在的小山里呼啸而出，把伤者带回来。国际媒体很久以前就把我们的位置暴露给了敌人，而且我们的总部现在还和大型医疗培训学校、医院、整形外科中心连接在一起。这个中心是在英国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但是整个医疗团体仍然主要是爪哇的华人捐助的。
在7月28日，敌人海军飞机顺路过来轰zhà了一下红十字总部以及医疗中心。在空袭过后当医生们开始对那些再次受伤的伤员们进行第二次手术，那些康复的士兵也开始帮助搭建临时避难所的时候林博士开始计划分散病房，这个计划会让医疗工作更加困难。那天晚上，林博士带进来一块巨大的zhà弹碎片，沉思着看了它一会，说：“我有个想法，把它做成奖章，然后颁发给那些卖给日本人战争物资的美国公司。”
当在治疗过程中时，我已经开始为蒋夫人的新书《中国会重新站起来》写有关红十字会的章节；我也开始在贵阳的教育机构里进行演讲。在7月7日，战争bào发的纪念日里，林博士在这一地区的红十字和军队医疗工作者的大会上，把我作为主要发言人介绍给大家。我报告了战区的各方面的情况。那个大厅里挤满了穿着蓝色衣服的男人，女战地工作者成了一道闪耀的光芒；我认为那个机遇是中国人授予我最大的一个荣耀。
现在这里已经有十六位欧洲医生，而且他们已经在这工作了近九个月。虽然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我们都叫他们“西班牙医生”，因为他们用西班牙语jiāo流，也因为他们都在西班牙共和军里工作过。挪威红十字协会把他们从法国集中营里担保出来，给他们提供旅费到达了中国，并支持他们以自愿者的身份工作。
这些人完全是与我在中国所碰到的其他外国人不同。尽管每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他们因为反法西斯的立场而团结在了一起。和我所知道的其他几位外国医生不同，他们穿的、吃的、住的都与中国人一样。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卫生条件和科学上的落后，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不足，然后毅然地担当起了他们所肩负的重担。有时他们会讲一些受科学影响很深的一些下层军官的幽默故事。当一个洗浴中心在某个前线建起来时，一位军官对着他的部队宣布：“从现在起，你们再也没有权利生疥疮了！”
这些“西班牙”医生聚集到贵阳，加入到了另一个组织：红十字医疗团体已经从一艘旧船变成了一艘新的舰艇，正在中流逆流而上。从今以后，他们将开始训练每一位军队医疗工作者，对军队宣讲卫生工作和急救，在可能的地方建立洗浴室，净化水井，以及防止流行病的发生。教育，更多的教育，这就是现实的呼声。
印度支那的丢失和缅甸公路的关闭把中国和外界孤立开来。红十字开始自己制造消dú剂，国家卫生部开始建立小工厂，来制造需要的yào品和设备，但是军队不得不越来越依靠于预防。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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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小组继续战斗
在9月初，我的病情已经开始明朗，如果我继续留在中国的话，我的慢xìng病就不会好转。因此林博士安排我上了一辆去广西省会桂林的红十字汽车。这个医疗小组将继续向印度支那的前线进发，那里的战事正酣；而我则可以飞过日本人的防线，到香港去。
我们的汽车在西南山区里新开辟的公路上曲折而行。在公路的两边没有防护墙，我们经常向深不可测的峡谷下望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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