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没有出来战斗是因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马。
游击队员想要冲回去战斗，但是我们知道日本人会退回到村子的围墙后面，然后从各个地方寻求增援。我们痛骂着，继续了我们的行程。
几天以后，我们离开了旋风纵队，开始穿过大洪山。一支官方的游击队在一位名叫曹学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占领了一条长长的山谷，而我们不得不穿过这条山谷。在接近这条山谷时，我开始变得神经质，因为许多这样的“官方游击队”实际上都是土匪。曹学自己就是出了名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和臭名昭著的蓝衣社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最近刚刚告诉许多人，国防部已经命令他的游击队以及29路军消灭旋风纵队。中国的复杂政治斗争看起来就没有停止的一天。
我的害怕在我们进入这个山谷时变得更加强烈了。有声音从山边传来，质问着我们，然后在我们前面的壕沟里出现了一排光头和一排端平的步qiāng。一个声音问了我们的名字和任务。我取下我的帽子，露出我的金黄头发，然后开始向前走。我被命令停下来。一个带着土匪相的军官拿着我的护照和军事通行证，然后消失了。在经过了好象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回来了，带着罗凡和我到了一个村子，在那里我和一名指挥官争吵着，要求获得通过这个山谷的权利。通行被许可了，那位军官冷笑着补充说：“记住只准到曹学的司令部。”
最后我们到了曹学司令部所在的大村庄。我之前在大洪山脚采访过他，那时他非常高兴。但是现在他看起来已经从精神上准备好和自己的同胞开战了。在低沉的声音里，他指责旋风纵队在敌后擅自举行民主选举，组织民众参加十人团所有这一切他都指控为共产主义行径。当我问他民主选举有什么错时，他指责说他们是被暴力推选上去的。当我说我在那里没有看到暴力行为时，他根本不听。
他自顾自地继续工作着，我开始害怕他会在那个晚上对付我们了。最后我告诉他，我知道他的许多游击队员和军官都是土匪，我们这个小队因此需要他的保护来通过山谷。让我惊讶的是，他承认了这个指控，只是说他正在尽力重新训练他们。最后他同意派一个向导带我们通过他的地盘。他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事情了。”
即使是如此，我们也好几次怀疑是否能通过这条山谷。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不停地在黑暗的树林里颠簸着，不停地摔跤着，不时迷了路，不时拍手联络，在黑夜里叫着彼此的名字。最后我们到达了标志曹学地盘结束的一个小村子。我们已经完全精疲力竭了，坐在村子外边的打谷场上，而那位向导则走到了黑黑的房子旁，敲打着房门，叫喊着他所在游击队的名字。没有一个声音回答，没有一丝灯光亮起。
最后，我们的队长给了那位向导一些雪茄，把他打发走了，告诉他我们会自己穿过大山。我们都安静地坐在地上，听着他回去的路上的石头滚动的声音，听着他走得越来越远，最后下到了山脚。然后我们的队长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前，敲着门，叫着：“老乡开开门！我们是旋风纵队的，想要过山。我们需要向导。”
一盏微弱的灯光亮了起来，一会以后，那扇沉重而历经风霜的大门打开了，一位农家fù女举着一支蜡烛出现在了门前，背后是一位憔悴的男人面孔。不久，我眼睛能看到的大门全都打开了，男男女女以及小孩都一群群地出来了！自在地jiāo谈着，有些人开始扛着稻草进了房间，为我们铺床。而其他人开始在大饭锅下扇风生火。我们的游击队员四处走动着，象兄弟一样和村民jiāo谈着。
第十章 重庆及以后的日子（1940－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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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消息慢慢地传入宜昌，说日本人已经从汉水上zhà开一条路到达对岸的平原，被击垮的中国军队就象铁砧上冒出的火星一样溃散开来。首先我们听说扬子江边的沙市陷落了，然后又听说还没有陷落。中国人除了希望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因此承认新的领土的丢失确实不太容易。每个春季和秋季，日本人都离开他们强大的防线，试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但是之前他们从来没有闯过汉水。然后，我们想宜昌周围的高山可以挡住他们，但是很快他们的飞机开始为军队和坦克zhà开了一条血路。宜昌受到了轰zhà。
尽管官方的声明说日本人被击退了，但是宜昌以上的河流里都塞满了满载撤离人员和伤员的船只；而山上的每条路上都是逃难者长长的队伍。
在宜昌于6月11日陷落前不久，我乘一艘船离开了宜昌。不久，我碰到了一位从沙市撤退回来的红十字医生，带着他的下属和设备。他说，在中部防线的150座军队医院中，现在只能找到五座。“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问。他一言不答，而我也就知道了答案。
日本人直接从王赞绪将军所带领的29路军的防线突破，他说。那支军队现在仍然在向四川撤退，而王将军已经被他的上级给qiāng毙了。我回忆起在一月份时，衣冠楚楚的王赞绪将军曾经夸口说要把日本人赶回汉口。而在5月，在日本人的攻势开始之前，他还补充说他将要消灭敌后的旋风纵队。
在我从宜昌出发，穿过水流湍急的扬子江峡谷往上游走的一路上，总是不停地碰到空袭警报。冬季和早春期间覆盖在河流上的大雾已经开始散去，日本人开始他们年度的闪电攻击。一路上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已经遭到轰zhà，我们船上喷涂的英国国旗显然是不能保护我们了。船上下层的甲板上堆满了伤员，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当我们的船靠近重庆码头时，一位中国官员和我开始与一个维护《慕尼黑条约》和张伯lún的年轻英国人争吵起来。这位对于远东一无所知的英国人宣称：“我们的老人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突然停止了，被一个沉闷的呼啸声吓住了。这是人们正在重庆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新的防空洞的bào破声。重庆到处都是这样的防空洞，有些还装有通风和照明系统，能够容纳几千人。当空袭开始时，整座城市象死一样沉寂，除了少数士兵随时准备shè杀那些给敌机发送信号的特务以外，街上连一个鬼影都没有。当敌机晚上来时，我们总是能听到士兵们喝止点火的声音。甚至是在敌机飞走以后，中国飞机在城市上空低低地盘旋着，朝着那些在“解除警报”信号发出之前亮起来的灯光开火。每天，我们都看到河上有泡得发胀的死尸缓慢地漂向下游；有时撞上了船只，船夫用长长的、带钩的竹竿把那些尸体推开。
日本人的飞机会以三到四架的编队飞过来，每次大约出动三十到五十架轰zhà机。有时我们会站在南岸，享受着一种虚幻的安全感，看着北边城市被轰zhà的场景。当我刚到时，有多达二十四架中国飞机飞起迎战那些轰zhà机，但是随着日子的逝去，起飞迎战的飞机越来越少。一次，我看到一架单独的中国战斗机跟在一群日本轰zhà机群的后面，飞越了河的上空。在此时，我渴望着自己有写诗的能力，来写一首壮烈的诗献给那架无畏的小小战斗机。
有时燃烧弹会落入扬子江，放出白色的烟，使我们看不到北边的城市。我们会听到外面火焰燃烧的“噼啪”声，当“解除警报”的信号一发出，人们就会涌出他们的地下避难所，试图拯救着这座城市。当火被扑灭以后，整座城市就会回dàng着敲锤的声音，看到人们正在重建他们的家或商店。
但是重庆的生活还在继续。工业合作社举办了一个全国xìng的展览，来展示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家庭作坊的产品。我在北岸城区的俱乐部里发表了演讲，并用一些战利品举办了抽彩销售活动，来筹集资金购买医疗用品。英国大使夫人在戏剧院上演了一场“白雪”的戏剧，来为蒋介石夫人的孤儿院募集资金。外国人举办空袭舞会，每一户南岸的外国人家里都挤满了被“zhà出来”的人。英国大使根本不理会日本人要求所有外国大使馆转移到南岸“中立区”的警告，而我们许多人经常聚集到他的家里喝下午茶。zhà隧道的声音不停地传来；士兵们训练着，唱着歌；政府机构在乡下成立了新的社区；一群群的苦力在飞机场周围徘徊着，每次轰zhà后都去修复机场；工厂和兵工厂依然轰轰地开动着机器。而且就在闪电空袭的yīn影之下，人们开始庆祝年度的龙舟节，衣着鲜艳的龙舟手们覆盖了扬子江及其支流。
果然，日本人开始轰zhà“中立区”的时候到来了。在那个区根本没人相信他们。当美国军事武官Dave Barret上校和我一起遭受了一次这样的空袭以后，知道美国对日政策危险xìng的Barret懒洋洋地说：“哇～～！我们国家的那些胆小鬼们真的是回家睡大觉了！”
6月的一天晚上，我出席了“日本人反帝联盟”的战俘们上演的一场戏剧。大约有二十名年轻的日本战俘在日本革命作家Kadji的领导下，创作了他们自己的戏剧，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杂志，并为中国民众和战争犯出演戏剧。戏剧上演一天以后，剧院就被教育部长陈立夫给封了。戏剧被认为是革命的，因为里面表现了战争对于日本穷人的致命影响。
自从我1938年离开汉口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军医官卢致德博士所主管的军队医疗部门已经推行了很多改革，金宝善博士领导的国家卫生部已经在整个“自由中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免费的医疗门诊部。社会化医疗的基础已经打下了。林可胜博士主管的战事紧急医疗学校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分校，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北前线。有近五千名医疗官员以及护士都经过了重新训练。机动的抗流行病小组在这些学校里得到培训，现在都活跃在战场上，给军队和平民接种疫苗，打井，净化水源。
中国政府已经把中国西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抵抗基地，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度已经成长起来，这些变化已经释放了无数的再生力量。许多官员、工业家和地主现在害怕地看着工业合作社以及其它机构的快速发展，害怕地看着这些组织里的几百万男男女女正在学会社会进步和经济民主的意义。
在到达重庆时，我首先听说的事情之一就是戴笠将军的权势。据说他有150，000穿制服的手下，还有150，000便衣特务。没人知道究竟是蒋委员长在控制他，还是他利用手段在控制着蒋委员长。在众多他上呈给guó mín dǎng的报告里，有一份是指控工业合作社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这个指责覆盖了从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到真正共产党员的一切相关人士。结果许多工业合作社的中国领袖被赶了出来，而其他人则被逮捕了。
在一次小宴会上，我听到一名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一份据说是中国红十字的某位主管送给戴笠将军的秘密报告，里面指控林可胜博士生活腐败，利用红十字的汽车来把共产主义文化传入中国。我打断他们的jiāo谈，说：“如果你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你们两个都会被判处诽谤罪。”
教育机构已经成为了政治迫害的中心，而且两个模仿纳粹集中营的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在西安附近，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在成都附近。在西北，胡宗南将军所带领的中国最强大的军队的主力，依然包围着八路军。一支由Edward Barger带领的英国慈善运输队，被允许向中国所有的军队分发救济品，但是八路军却被排除在外。郭勋祺将军，前扬子江下游的五十军的军长，已经被解职，因为他拒绝让他的队伍向新四军开qiāng。许多地方都bào发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零星攻击，整个中国似乎又到了内战的边缘。
整个重庆的气氛让我联想到了日本人入侵以前的恐怖和分歧。许多中国作家、编辑、组织者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逃到了香港，或者是正准备逃跑。局势的严重xìng在我去拜访民主派的全国抗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时就非常清楚了。他是一位温和而矮小的老律师。他那时不在家，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和新闻编辑以及发行人邹韬奋已经到国防部去抗议去了，因为国防部长刚刚指控了这位律师和邹先生正在重庆策划一场bào dòng！
我很快得知，政府里的“和平因素”自己正在策划一场bào dòng，计划杀死蒋委员长，因为他希望继续战争。这个罪名却被安到了共产党的名下。另一个“国会大厦纵火案”正在策划之中，人们说。真正这种说法有多少是猜想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我无法判断。但是如果象这样的指责都已经落到了象全国抗日救国会这样的组织的头上，局势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接下来我听到谣言说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和许多赞同他的自由主义观点的guó mín dǎng高官都被称做“共产党的外围防线”。然后我从两位外国fù女那里听说，她们都与戴笠将军的代表见了面，并被要求做间谍，来刺探出外国通信记者的政治观点。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拒绝了，但是从此以后就被指责是“跟军人睡觉偷窃情报的间谍”。被指责的女人轻蔑地否认了那些谣言；她有治外法权。但是中国人却无法摆脱这样的一个指控。
紧跟着这些报告，我听到guó mín dǎng在贵州省的省会贵阳指控基督教青年教会和当地的fù女新生活运动组织为共产主义组织。一天，当基督教青年教会聚集开会讨论“民主是什么？”时，两位guó mín dǎng官员踱了进来，命令他们回家。官员们宣布没有guó mín dǎng的允许，没有guó mín dǎng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任何xìng质的会议都不准举行。不久以后，guó mín dǎng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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