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各大单位主要领导干部4人，省政府机关领导干部2人，主要群众组织的负责人6人。“省革筹”小组是全省的临时权力机关，下辖有办公室、文革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办事机构。
“省革筹”小组成立不久，正在全省纷纷实现大联合时，一股极“左”思潮却涌动起来，妄图阻止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个极“左”思潮的代表组织就是“省无联”。“省无联”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省会长沙一些极“左”分子cāo纵的23个群众组织大联合的产物。早在湖南组织赴京谈判代表团和在北京谈判时，一些极“左”派的骨干分子为争夺代表名额和“省革筹”小组成员名额等问题，即对周总理大为不满，并到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门口静坐，无理取闹。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yīn违，公开攻击周总理，反对“省革筹”小组，攻击驻省解放军。他们认为“省革筹实质上是旧政权的翻版”，主张湖南必须大乱，积极参加武斗。公然宣称“试看明日之湖南，必将是‘极左派’的天下”。10月10日晚，我在省委礼堂接见“省无联”组织的负责人，代表“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表态，旗帜鲜明地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按行业、按系统、按班级大联合的精神，‘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不予承认。”
我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并喊出了“打倒湖南新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头黎原！”“反对湖南带qiāng的刘邓路线！”等错误口号。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还火气冲冲地从台下冲到台上，对我围攻谩骂。当时，正好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问武汉。他听说了湖南“省无联”的事情，便打电话给我，让湖南省组织群众代表去武汉汇报情况。10月8日，由“省革筹”小组成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带领湖南造反派代表到达武汉。于9日晚10时55分在武汉军区礼堂二楼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周总理听了有关“省无联”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说，我支持黎原的做法，支持“省革筹”小组的决定。希望造反派们不要搞无政府主义，并警告极“左”派代表说：“你们已经到犯错误的边缘了。湖南的领导权由四十七军掌握，你们只能参与其中。”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对黎原同志很称赞。他对一些问题很耐心。黎原同志处理问题很有思想。当兵打仗的容易急，他很谨慎，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极大支持。 ??
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后，一些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与“省无联”划清界限。“省无联”组织开始分化。“省革筹”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总结“省革筹”小组成立两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湖南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派的干扰。毛主席看后，批示给林彪，要我到北京去汇报情况。10月24日，林彪在周总理等人的陪同下又接见了我。我详细地汇报了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林彪首先肯定了我们报告所反映的实际情况。他接着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有坏人在后面策划，所以他们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地胡来。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林彪又说：“湖南的问题很多，和平解放不和平。烂摊子大，guó mín dǎng的底子厚，加上两个政客（指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指彭德怀、贺龙），湖南是反革命的三结合。由于这三条线，湖南的黑手很多，黑线很长。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是件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我们要宣传máo zé dōng思想，他闹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要沉住气，不要出了点乱就大惊小怪……。”
林彪后面的讲话我越听越觉得不是味，心想，这显然是在跟毛主席、周总理唱反调，支持“省无联”让“他闹”。我当时还想，林彪的这些话要回去传达，湖南定会出现新的动乱。但又不敢不传达，因为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周总理对湖南省军区改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好造反派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我回到湖南于10月30日开会向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林彪批极“左”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指示，对湖南正在进行的批极“左”思潮在广大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林彪关于“三条黑线”的讲话，却又引起了全省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到处出现抓“黑三线”，打击一大片，混乱局面再次出现。特别是在长沙的极“左”分子到处宣传极“左”谬论，煽动“用暴力推翻‘省革筹’”，真是疯狂到了极点。使“省革筹”小组的工作更加难做。我及时将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1968年1月2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由中央举办的武装干部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的学员，听取了湖南班负责人郑波关于“省无联”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当即作了批判“省无联”的指示。1月24日晚9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湖南在京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会上，总理明确表态说：“今天是宣布‘省无联’破产的大会。‘省无联’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省无联’的纲领，是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是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他们要重新建党、建政，说现在中国是资本主义，公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省无联’的问题是个脓包，现在开了刀，小手术，好解决。”
依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先后召开“省革筹”小组会议和军民大会，彻底批判了“省无联”。并发动全省各级群众组织，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批判“省无联”的反动纲领和罪行。猖狂一时的“省无联”立刻“土崩瓦解”。他们的主要头头畏罪潜逃，逮捕了几个坏头头。2月21日，长沙又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庆祝“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各主要群众组织纷纷宣布撤销总部，所属人员回本单位参加大联合。至此，湖南全省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逐渐解散，全省的形势明显好转。
（三）中央领导的“三三○”指示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1月7日到9日，“省革筹”小组在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时，提出争取在第一季度内成立省革命委员会。1月26日，“省革筹”小组发出《关于筹备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提出“初步决定于3月1日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2月10日，华国锋召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准备工作。他说，周总理在京接见湖南学习班代表时说，希望湖南省在二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2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成立省革委会问题。我在会上也表示要加大步伐，成立革委会。华国锋说，现在全国形势大好。湖南形势也是大好。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我省周围已有许多省成立了革委会，都把我们包围了，形势逼人。我们要下决心在2月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会后，各项准备工作立即紧张起来。
正在我们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候，2月19日，接到周总理的电报：25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不够成熟，是否改在三月份。周总理还指示说，成立革委会的工作要扎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省革筹”小组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推迟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日期。1968年2月底，湖南“省革筹”小组认真研究并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虽然没有提成立省革委会的具体日子，但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3月10日成立的时间来要求的。“报告”上报后，直到三月中旬才接到中央通知说，省一级的夺权，“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
1968年3月16日，我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3月30日21时许，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我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叶群、汪东兴等，主要是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会议一开始，江青便带着不满的情绪，发牢骚地说，湖南的情况我不太熟悉。我只参加过半个会，有的人我还不认识。湖南的问题我没有chā手，别人也不让我chā手。接着，她和陈伯达等又询问了湖南批“省无联”等情况。我和华国锋等作了些汇报。江青说，造反派是有阶级xìng的。造谁的反？造我们的反！“省无联”是不是戚本禹支持的那一派？那时他们只要戚本禹单独接见，我是很生气的。并说，现在主要是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分裂。你们把党内的与社会上的混淆了。
江青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上没有写“中央文革”，很生气地说：你们的报告没提“中央文革”。“中央文革”要“稍息”了。好吧！我们“中央文革”的四个人可以退席，你们自己去开会吧！你们整个精神是取消“中央文革”。“二月逆流”就是取消“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这样干，还叫革命委员会呢！你们眼睛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江青真的悻悻地退出了会场。过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接着说，“报告”第三段也要改，要直接点刘、邓、陶的名。湖南只点王延春的名，张平化呢？你们要大批张平化。还说，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员）要结合，这个干部不结合不合适。我接着说，龙书金同志可以结合，可以当主任。
周总理也说，龙书金要结合，看摆到什么位置。长达3个多小时的接见，几乎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讲。本来是周总理主持会议，但江青却没有把总理放在眼里。周总理没有理睬江青的牢骚话，他耐心地对我们说，“报告”的语言要朴素、准确。
接见一直到31日零点30分才结束。这次接见的内容被称为“三三○”指示。
接见之后，湖南“省革筹”小组赴京汇报的负责同志立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给中央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又作了一次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显然是在江青的干扰下，并按其讲话内容突出了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
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印发了经毛主席审阅和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56号文件《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并“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央批准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60人左右的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6名，军队代表9名，革命领导干部代表10名。由我任主任，龙书金任第一副主任，华国锋、章伯森、杨大易（省军区政委）、刘顺文（解放军政干校校长）、胡勇（长沙“工联负责人”）、叶卫东（“湘江风雷”负责人）任副主任。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会长沙，隆重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我和龙书金、华国锋、杨大易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电》，还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指战员的慰问信》。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yóu xing。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全国各大报纸也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2、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
湖南地处华中，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畔，北接湖北，南邻两广，东靠江西，西临川黔，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号称三湘大地，鱼米之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jiāo通等各个方面，在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又是máo zé dōng主席的家乡。因此，稳定湖南，对于全国来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从周总理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后，我就反复思考如何开展工作。面对一片混乱的湖南局势我理出了一条“稳定中心区，狠抓重点区，以点带面，发展全省”的工作思路。所谓稳定中心区就是稳定省会长沙。稳定了长沙，各地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所以，首先把长沙的问题解决好这是战略要点。所谓以点带面，发展全省，就是要在解决好长沙问题的基础上，大造声势，加强工作，把中央有关政令、规定，通过解放军宣传队广为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自觉执行，进而把全省的形势稳定下来。我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想法，首先得到了四十七军党委一班人的积极支持；接着又得到了新成立的“省革筹”小组成员的支持。这样，在军地双方的领导层达成共识后，也就更加有利于实际工作的开展了。
1967年9月初，“省革筹”小组的公告发表后，使一年来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湖南民众有了新的政府，也看到了全面治理湖南混乱局面的希望。稳定中心区。自四十七军移驻长沙后，首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抢夺武器弹yào，维护铁路jiāo通和社会秩序。而核心问题是制止武斗。当时，在长沙各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集中体现在武斗上。例如8月中旬，发生在长沙郊区易家湾的武斗，连坦克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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