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双方都有死伤。四十七军当即派代表找双方的头头做了许多工作，才达成了停火协议。8月21、22日发生在长沙的另一起武斗中，部队也有4人负伤，一名救护车司机不幸中弹身亡。在此同时，全省各地的武斗也是此起彼伏，频频告急。搞得支左部队如消防队员救火一样紧张，疲于应付。
我们抓住这些武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后果，发出了《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公开信》，号召长沙市的人民起来制止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再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封信在社会上宣传后，对于教育广大群众，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治理jiāo通秩序，9月1日，“省革筹”小组又与四十七军联合发出《关于恢复jiāo通运输的联合通告》，要求全省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jiāo通部门尽快恢复jiāo通运输，以保证生产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公告提出对破坏jiāo通运输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9月2日，“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又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拥军爱民”大会。我在会上讲话时号召全省和全长沙市的军民要增强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把大好形势继续推向前进。通过这些活动，全省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秩序和jiāo通运输秩序都有了明显好转。
9月12日、13日，“省革筹”小组又召开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9月5日发出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会议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增强党xìng、克服派xìng的指示，对我们长沙针对xìng很强，教育意义很大。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制止武斗，搞好社会秩序，必须先抓好整风学习和收qiāng。会议决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总部的常委，都要集中学习三天，促进团结。要认真贯彻“九五命令”精神，大搞宣传，把收qiāng工作抓到底。迅速把长沙市的“革筹”小组建立起来。为进一步落实“九五”命令，四十七军于9月22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qiāng问题，会议分析了收qiāng形势。认为在长沙市失散到社会上的qiāng支共二万余支，而收回的仅有五千多支，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决定必须把收qiāng工作的重点放在基层。部队派往各基层单位的宣传队伍也要旗帜鲜明地大胆抓好这项工作。随着我们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沙的社会秩序和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很快，市革筹小组成立。看到形势趋于稳定，我那紧绷的神经和悬着的心才得以缓和下来。虽然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生活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办公、开会地点、甚至连吃饭都不能让造反派知道，否则受冲击，开不成会，吃不了饭，只好“打游击”……所有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战胜了。
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从此，长沙作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逐渐趋于稳定了。在稳定中心区的同时，我们还狠抓各重点区的稳定工作。
湘潭问题的有力解决。湘潭紧靠长沙，所属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文革”中湘潭的两派，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斗争很激烈，武斗不断，严重地影响和威胁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前往韶山参观的安全。周总理对湘潭的“文化大革命”特别重视。因此，我们在抓稳定中心区的同时也狠抓湘潭的治乱工作。先后发出通告，不准在韶山地区设置联络站，派出部队制止武斗，做两派大联合工作，组织部队收缴武器等。但仍有少数不听劝告的人，盘踞在湘潭锰矿等主要据点，拒不jiāoqiāng，对立情绪很大。为了稳妥解决湘潭问题，我们拟定了以政治攻势为主，同时派武装部队进驻的解决方案。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在派出飞机散发传单，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的基础上，派武装部队从三个方向进驻湘潭市。部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踞守据点的武装人员被迫jiāo出了武器。部队立即组织两派群众坐下来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湘潭地区一年多的动乱局面也好转起来。此后，赴韶山的人和车辆也畅通无阻了。
衡阳问题的正确解决。衡阳也是湖南的重点区之一，不过与湘潭的问题不同，因此，采取的方法也就不同。四十七军根据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抽调了以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首的一批干部到衡阳支左，与衡阳军分区、广州军区后勤部十九分部等其他驻衡军事单位，共同组成了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衡阳地区的支左工作。按照中央“二四”批示和湖南省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指令，抓捕了“湘江风雷”骨干213人并宣布对该组织采取专政措施。衡阳的社会顿时出现短暂平静。当时驻军支左办便按照《人民日报》社论“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的精神，参照上海“一月风暴”和山西、贵州、山东等省的做法，和一些群众组织、地市领导干部，于1967年2月15日夺了衡阳地委、专署和衡阳市委、人委的党政大权。夺权之后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一派掌权。
加上掌握主要权力的解放军领导干部对情况又不太熟，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逐步显露，便引起一些群众组织，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和压制的群众组织的反对，而且越来越强烈。“衡阳革委”没了权威，两派矛盾日趋尖锐，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我在参加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期间，知道镇压“湘江风雷”搞错了，曾先后打电话，指示四十七军和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赶快转弯子，改正错误，但却改得不快。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布后，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复学习中，才认识到所犯错误。公开声明退出“衡阳革委”，并向群众作了检讨。此后，经四十七军研究决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成员全部撤回原部队，衡阳的支左任务由一三九师派人接替。衡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道县问题的妥善处理。零陵地区的道县是全省的县级重点区。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我当即告诉郑波副军长令一四○师派pào兵五二零团进驻道县，与县武装部共同组成支左领导小组，对县公检法、电讯、气象等单位实行军管，并组成宣传队下乡宣传中央及省的有关指示，下令制止武斗和非法杀人。8月30日，县城两派对立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不听劝阻，双方开qiāng打死4人。pào五二○团迫pào营三连指导员郭学高在制止武斗中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当即抓住这一悲痛事件，贯彻《九五》命令，大力宣传武斗的危害，收缴并封存了各群众组织手中的武器。同时又向农村加派部队，坚决制止乱杀人事件。9月12日，“省革筹”小组发急电指出农村中成立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9月27日，又再次发出公告，到10月初这一恐怖杀人事件完全得以制止。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事件中，被杀的有数千人之多。这实质上是当时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恶果。
贯彻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为了迅速制止广西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jiāo通、抢劫援越物资、抢劫部队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反革命罪行，发出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七三”布告》。《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恢复jiāo通、无条件地jiāo回抢去的物资和武器装备，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当时，湖南衡阳也出现了类似严重事件，并影响到在湖南境内有40列援越物资积压运不出去。周总理几次打电话给湖南，要求大力宣传贯彻《“七三”布告》，迅速解决铁路jiāo通阻塞问题。7月10日、11日，省革委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和军民大会，传达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和《“七三”布告》。之后又召开电话会议进行贯彻，并由华国锋等代表省革委会亲赴衡阳解决铁路通车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7月15日，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将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上报中央，máo zé dōng主席看后作了批示。中央于7月19日向全国作了转发。湖南省革委会和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受到很大鼓舞，继续向全省军民深入传达贯彻。从此，使湖南的混乱局面从根本上得到了好转。
3、落实党的政策，保护革命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使大批党内外干部遭受迫害。当时，周总理虽然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但他却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保护革命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我们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中，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是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按党的政策和周总理的指示办事，尽力保护好各级干部。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农村，凡属带“长”字的干部，都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批斗打倒。不是关在“牛棚”，便是下放劳动。湖南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千万万干部，是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在革命斗争年代经受各种考验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对党无限的忠诚。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条战线发挥着他们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在工作中难免有失误、犯错误，甚至个别干部蜕化变质，但不能因此而打倒一切，否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因此，我们尽力做好保护各级干部的工作。
我们在具体做法上决定采用以下四种措施：一是政治上关怀，派人去看望，以表明态度，表示关心；二是必要时组织人去“抢”，将被揪斗、被关押、有伤病的干部“抢”救出来加以保护，该治疗的治疗；三是“顶”，对有些明显错误的事，坚决顶住不干；四是举办学习班，名曰思想改造，实则加以保护，使其免遭皮ròu之苦。 `
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就以公检法军管组收监的名义，将随时都有可能被造反派整死的长沙警备区司令员张本科“抢”出来，送到部队营区进行保护。后来经过我请示周总理同意，又从北京派专机将张本科及另几位挨整的省军区的军师级领导干部接去北京治病和休养。又如湖南省在批判走资派和资反路线中，有些群众组织多次提出要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进行大批判，江青也提出要批判。省革委就一直顶着没有对他组织过批判。从思想上说，我们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对“文革”中把所有领导干部都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斗打倒的做法不理解，以致在行动上不积极、不配合，所以多次遭到江青一伙和湖南许多造反派的批评和攻击，说四十七军黎原右倾，江青当面指责我是老保，但我们对这种压力坚决地顶住了。
最煞费心计的还是保护湖南省副省长孙国治和湖南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张兰明等人。1967年6、7月，孙、张等人卷入派xìng，被一派群众组织胁迫参加武斗，逃至浏阳一带。为团结孙、张和该派群众组织回长沙，我以省革筹小组组长和四十七军军长名义，写信先派人去劝说，后又派副军长郑波前去做工作，并商定好保护方案。孙、张等人消除顾虑，返回长沙被秘密安置在市东郊的电力学校。不久，消息走漏，造反派三天两头去学校冲击揪人。于是，我便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孙国治等人送到北京保护。周总理同意了我的建议。孙、张等人到北京参加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后回长沙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了省革委“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继续工作；再往后，孙国治担任了省长、省人大主任，直到离休。
1968年9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明确规定将原省、地、市、县党、政机关的干部，除在革委会工作的以外，其余都要集中起来，拉出机关大院，开办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10月11日，原省直机关的干部数千人参加了第九期máo zé dōng思想学习班开学典礼。为加强组织领导和护卫这些干部，我们还抽调了一千多名产业工人组成工宣队，配合解放军干部战士参加学习班的安全保障工作。当时，全省共有一万多名各级干部参加了县以上举办的学习班。这种做法，也有效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
在对待受到林彪、江青等人压制和打击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的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反动路线的影响，仍然是坚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力所能及地加以保护。1969年10月，在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同时，叶剑英元帅被下放到湖南。叶帅来长沙之前，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叶帅到湖南去，搞点调查研究，可以安排他到几个厂子去看看。叶帅年纪大了，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的生活，一定要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经我与省革委和四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商量后，对叶帅的接待作了周密安排。叶帅到长沙时我前往机场迎接，先后安排住在省接待处宾馆的九所四号和蓉园一号，并派省革委机关接待组组长肖根如、四十七军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还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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