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作战。为此前指又组织该军军师长于6月15日至6月底，进入福建漳州、厦门、泉州地区进行战场勘察。行前，我在珠江宾馆亲自向李化民军长等人介绍了敌情背景和军委的决策与军区的作战意图。
四、具体掌握和熟悉参战部队的备战情况。各参战部队于5月底进入紧急备战，在前指的督促下，将分散在外执行生产、施工任务的部队及时进行收拢，并按照战时编制进行整编，补充兵员，调整武器装备，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抓紧临战应急训练等。从而进一步熟知了部队的战备水平。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前指已基本上建成一个机构健全、业务熟练、机动灵活、能适应大兵团作战的精悍的指挥机构。由于我们充分的备战活动和对敌之yīn谋公开加以揭露，进而迫使蒋帮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窜犯的冒险计划。8月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恢复经常xìng战备状态的指示，前指的工作随之结束。但这次紧急战备活动，无论是以对军区部队、机关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经历了一次极重要的、近似实战情况的锻炼，其经验是宝贵的。
赴越南老挝进行战场勘察。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武装干涉不断升级，不仅加剧了亚洲的紧张局势，而且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64年8月5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连续轰zhà越南的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当时，周恩来总理和人民解放军罗瑞卿总参谋长分别致电越南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表示中国的关注和对越南抗美斗争的支持。第二天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决定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组织有可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军师指挥员和少量参谋人员到越南、老挝境内可能作战地区进行战场勘察。两个军区共同组织一个勘察团，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陈康带队，广州军区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发洪带队。总参指定陈康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广州军区的成员有四十七军的军长、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师的师长、军区的pào兵司令员、工程兵主任和有关的作训处长共30多人，于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历时两个多月。
勘察过程中，我们首先听取了越方当地的驻军对预定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的介绍，参观了越军部队阵地和工事构筑。尔后我们又率勘察组在越方有关人员引导下，进行实地勘察和图上对照，并在各主要的战役战术要点上，根据地形和道路特点，研究了我军一旦受领中央军委赋予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后，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进出道路和作战手段等初步设想。在越南北部预定战区勘察结束后，根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我们又用了几天时间对老挝靠近越南的相关地区进行勘察，以便战时参战部队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和利于与昆明军区入越作战部队的密切协同。通过历时80天的实地勘察，使拟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干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战区的地形特点，了解了当地人民风俗习惯。为部队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1965年5月，我被调回四十七军当军长，1970年随部队调防西北，离开了广州军区。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两军”
1、执行中央重要批示和决定
1965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我被调回陆军第四十七军任军长。
1966年5月，máo zé dōng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国整整十年的动乱。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现“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四十七军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关于“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xìng，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四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在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在湖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jiāo给的稳定湖南局势，促进人民群众大联合、大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决定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国局势已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挑动下，混乱形势加剧发展，各地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在湖南省内就有跨行业的较大群众组织不下六七十个。他们除互相间不断斗殴外，还随意批斗省、地、县委及政府领导，搜查封闭办公机关，致使地方党政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最乱。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四十七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工联派”不断组织集会、yóu xing，并到省军区大院静坐、绝食、示威，两派斗争日趋剧烈。6月6日，长沙两派群众组织在争论中，于中苏友谊馆发生武斗，打死10人、伤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来的第一起惨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各地的群众组织，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也大都分成两大派，互相斗争起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组织的群众对省军区的“镇压”也有怨气，要求翻案，并派代表上京告状，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乱局面惊动了máo zé dōng主席。毛主席要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6月11日，周总理要湖南省已站出来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纪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12日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时，决定立即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及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华国锋、万达等组成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谈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军进京参加谈判。7月10日晚9时，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驻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总理先按单位一一点了湖南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等单位领导的名，询问了大家的籍贯、年龄、参军时间等情况，并问了每人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态度。当总理问我对“湘江风雷”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赞同。
周总理接见之后，湖南赴京的各方代表立即按总理指示精神和部署，认真组织学习，具体研究、协商制止武斗问题。然而，当时在湖南长沙斗红了眼的群众组织，依然刀光剑影地进行着武斗，致使铁路运输中断，电讯不通，形势十分严重。 ?周总理得知此情后，即于7月20日凌晨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再次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总理在宣布对湖南铁路和长沙邮电大楼实行军管的命令后，指示我回湖南派部队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他向造反派明确指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双方不得介入。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铁路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最后总理又问：“你们双方各派3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行吗？”我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行！”21日，我率“工联派”和“红联派”各5名代表和铁道部的代表乘专机回到长沙。当天即召集有关群众组织和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求立即恢复铁路jiāo通。经过各方的谈判协商，当场达成了恢复铁路jiāo通的协议。7月25日，我从长沙飞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7月28日凌晨2时15分，周总理又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一开始，他就批评了群众组织抢长沙马坡岭军火仓库和“工联派”的5名代表被扣、湖南省军区司令部被占领、湖南医学院被围困等问题。要求大家按达成的协议办事，保证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总理同时着重宣布：中央决定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并说：“调四十七军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们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你们两派都要打电话回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现在省军区瘫痪了，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领导的四十七军负起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总理还为我们军机关进驻长沙等事宜作了安排。
当日下午，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上签了字。参加签字的群众组织共62个，签字者82人。我作为湖南驻军代表、四十七军军长和湖南省军区政委谭文邦一起，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率领四十七军受命担负湖南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也是周总理对我的信任，我决心身挑重担，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决不辜负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重托。我当即打电话给湖南衡阳的军部，向军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军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并确定由副军长郑波带一部分干部战士先到长沙开展工作。同时决定留一三九师继续执行衡阳的支左任务，一四○师移驻湘潭，一四一师抽调部队到长沙，一二七师抽调一部分干部到株州执行支左任务。四十七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
8月7日，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8月10日，中央发表了这个决定。决定的出台，曾两次报送毛主席审阅。第一次是8月4日，毛主席审阅时在第一条中间加了一段话：“从这里接受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责任”。第二次在8月7日审阅时才批“已阅，同意”。可见，湖南当时所出现的群众斗群众和军民之间、以及省军区与野战部队之间的矛盾和混乱局面，主要是“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造成的。
12日晚9时22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赴京汇报代表团全体人员，公布中央《决定》。《决定》共四条，其主要内容：一是讲湖南省军区支左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的错误；二是讲改组湖南省军区和成立省革筹小组；三是号召各群众组织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四是坚决制止武斗，不准再搞打砸抢。总理逐条宣读，边读边解释。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总理还进一步解释说：中央经多次研究认为，四十七军一定能够领导好湖南的“三支两军”，黎原军长也一定能组织领导好“省革筹”小组。之后，周总理又耐心地做各群众组织代表的工作，要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定》。中心意思是希望他们信任、支持和拥护四十七军的工作，切实把《决定》落实好。
（二）成立“省革筹”小组与批判“省无联”
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回到长沙之后，立即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由我和华国锋、章伯森等与有关各方协商，提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上报中央审批。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即成立，共由15人组成。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由华国锋、章伯森担任。成员中有驻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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