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一年连一个人也招不到，“人都就近打工去了”。
这种趋势不仅江西独有，有数据显示，四川全省每年有700多万人出省打工，广东占了近一半，但在2004年新增的80万民工中，流向广东的仅有5万人，远远低于现有在粤川籍民工的比例。
有专家指出，民工短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来概括，其真正的原因应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发生着的产业梯度转移。由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加之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就业。而珠三角现有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成本的低廉本身就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最有力工具，要求厂家基本遵守劳动法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指望进一步提高工资并不现实。
以东莞裕元为例，2003年5月，这家世界鞋业巨无霸宣布与人联手在江西赣州投资9亿元建设新工业区，其目标为年产值60亿，用工6万人。而据一份台商内部报告显示，该厂工人月均工资为850元，据赣州统计局2003年6月数据，同等工种在赣州月均工资不足500元，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可节省2亿5千万。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双东莞生产的能在美国卖到100美金的名牌运动鞋，其出厂价也不过15美金左右，其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约为1～1.5美金，而一双鞋的厂家利润也只有5元人民币左右。“赚的就是个人工钱。”加之近些年来，泛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些企业纷纷涌向内地便不足为奇。
于是，随着珠三角产业梯度的不断向内地转移，大量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工作，于是那些困守珠三角的厂家便感到劳动力分流后的青黄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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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珠三角“民工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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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凭什么》一书的作者、财经作家樊荣强断言：“就珠三角而言，产业升级已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珠三角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中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测评部的熊国兵经理举了一个例子，“广东从来就不会真正地缺普工，每天火车站上满满的都是来这里打工的人，现在这种现象不过是暂时的。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东莞、顺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深圳、广州这些已经初步完成产业升级的地区，从来就没出现过普工荒，他们真正缺少的是技术工人，富士康请我们帮他们招中技以上的工人，一招就是五千，我觉得这才是广东真正的‘荒’”。
樊荣强则认为，在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制度改革明显滞后，民工一直不能确立其独立的产业工人身份，因此，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处于一种不被珠三角的工业文明、社会格局接受的状态，他们始终是无组织的、分散的、低层次的、弱势的、缺少更完善的产业技能培训的人群。于是，当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需要迈向更高层次，需要升级与转型的时候，周围看似有大量的民工，但他们根本不能配合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所谓“民工荒”的错位与错觉。
“整体上来讲，珠三角不缺民工，而是缺掌握熟练技术的民工，缺产业工人，说到底，我们缺的是实现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化的制度。”樊荣强说。
2004年8月2日，叶继远打电话告诉记者：“我还是找不到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进建筑队了。”
记者／王晓林东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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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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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xìng。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这里也是明代宰相杨廷和、清代思想家费密、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2002年第一天，它结束了约1800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
记者在对新都区长达半年的关注之后，最近一个月，又七赴新都采访调查，深入到农村、城区、基层官员、普通市民、学生以及直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渐清晰。而在其背后，区委书记李仲彬则始终以低调处事，婉拒记者的专访。
在一次次的jiāo涉沟通中，李仲彬终于答应深谈，而在此之前，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略约知道这个改革推行者的丰富故事，接下来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证。
与一些媒体曾bào炒过的长治、宿迁相比，新都无疑正进行着一场对制度有着贡献的实验。虽有人说，这场实验还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区委乃至更高层在推动着……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李仲彬，正是这样的例子。
在争议背后
新都区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完毕，“直选书记”刘刚毅事后总结了竞选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认识、责任、监督和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刘刚毅坦承“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同样参加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新民镇副镇长谭小琳，虽然是带着“试一试”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参加竞选的，最终竞选失败，但她事后还是分析了落选因素。
实地调查时间不够，谭小琳认为这导致准备不充分从报名到竞职演讲，前后仅3天，其中实地调查2天，集中询问半天，其余时间是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调查。
演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演讲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议，可否在演讲之前，加一些其他综合测试；另外作为女xìng，谭小琳认为被男xìng认同、被社会承认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她观察到，到会参加投票的党员中，男xìng占了绝大多数。
“注定这是一次艰辛又痛苦的实验。”李仲彬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因为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裹胁在新都这么多年来的基层民主推进的全过程中。
因为直选，新都一位中学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过写信、发电子邮件批评指责他的，更是家常便饭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层干部便给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诗：“仲彬书记讲得好，落到实处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现在培养得还不错，他坚信“新都模式”两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广，那有啥意义？有些东西搞科研可以，但我们不能搞科研啊”。
这让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岁末进行的一场秘密试验：直选乡长。
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王怡观察到，“直选乡长”谭晓秋也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中的人选。但由于直选突破了现有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长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这也直接致使了那场实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谭任期届满，步云采取“变通办法”又进行了第二次“直选”：地方政府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
结果，如第一次直选，谭晓秋再次成为乡长。但有谁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谭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所承受的超重负荷。
由于并不存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xìng，王怡注意到，作为“不合法”直选试验产物的谭，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更使谭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可能。
最近几年来，谭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谭成了整个遂宁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直选虽然在新都成了一种流行和必须，但步云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新都也同样存在。
现象与本质
应新都区政协主席罗时武邀请，2004年4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曾撰文指出：在新都领导干部目前不可能全部实行直选，这就必须有干部的正常jiāo流和调配。
而由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直选出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提拔、jiāo流和调配又如何处理呢？
谭晓秋两次竞选成功，除他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外，据学者调查，另一个原因是步云乡近几年搞基础建设“负债累累”，有人表示，谭晓秋走了，那谁愿意来承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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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直选不是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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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都实验，木兰镇前党委书记黄建华认为，现任书记基础好威信高，领导放心群众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为直选也易造成问题：该调走的调不了，该进的进不去。
不仅如此，新都的直选实验还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镇党委书记实行“公推直选”，乡镇的其他班子成员怎么产生？如果采取组织任命，党委书记和其他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如果也采取直选，其他成员又对谁负责？
吴斌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得民心，直选出来的党委书记在个别地方可能会对下负责多、对上负责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惟一，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xìng。
《党章》、《选举工作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等党内规章对于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选举、领导干部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使得直选受到较大的限制。吴斌认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推直选”，还需要得到制度上的配套支持。
再则，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老党员比例较大，而老党员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又在逐渐弱化，他们的代表xìng、先进xìng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今天已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以记者曾调查过的木兰镇为例，共有党员785人，平均年龄54.2岁。其中55岁以上的有405人，60岁以上的278人；从学历构成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竟高达701人。
除此之外，直选必然带来自我宣传、拉选票、贿选等的界定和区分，必然要对参选者进行监督和约束但在这方面，吴斌认为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有些问题李仲彬看得很明白，有些问题似乎他并不急着解决。
对于直选干部的jiāo流、调配，他的解决思路是，直选干部原则上只干一届，干得好的就由区委直接上调；没能上调的，则继续参加下一届的“公推直选”。
只要不许诺、不搞贿选等，在村支书直选中怎么拉选票，他表示“都认同”。
铺垫的代价
事实上，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党内选举制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要在选举制度上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要在县以上的党内选举上进行重大改革，显然，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实践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要把“新都模式”在短时间内复制并推广开来，目前条件似乎也并未完全具备。因为各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党员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还参差不齐……
在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时，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党员出席率，公推直选的整个过程光会务补助费就花了1万多元，由木兰镇入不敷出的财政支出。
比如到会的农民党员根据签字，每人发10元的误工费。而在镇政府黑板报上，记者看到上一年1～10月木兰镇的财政收入只有320万元，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345万元。
但另外一方面，新都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血液更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加速作用。
因为参加直选有“门槛”设置，第一必须是党员，第二年龄和文化上都有具体要求，可以说，新都的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领头人，进行了一次悄无声息的结构“换代”。
而且据记者了解，在新都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尤其是年轻人变多了，更踊跃了。
“刚开始，也有人怀疑我们在作秀”，李仲彬告诉记者，“现在你看看，一个村支书直选最多有7人参加竞争，这个场面很激烈啊，根本用不着动员”。
296个村支书直选完毕，有一个直选村支书最近因为没有兑现选前承诺公开财务，党员们正在联名要求罢免他。据了解，全区村里的党员大会、支部大会现在也是经常开了。
直选村支书，李仲彬认为主要就是解决了村务、财务公开和干部腐败、工作作风问题；中小学校长直选主要解决了教育腐败，“通过直选，有很多层面上的东西可以迎刃而解”。
7月准备召开的干部民主测评与上年8月的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据透露，今年除“好”、“中”、“差”三个选项外，还增加了“弃权”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如果“弃权”票多了，李仲彬认为这就说明干部还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上年8月干部民主测评，李仲彬的“作风民主”项得票最差，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弃权”项，而规定是每张测评票必须要打1个以上的“差”，否则视为废票。
那新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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