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逊帝溥仪接到落款王国维的这份“遗折”后，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降谕”对王国维的忠贞予以嘉奖：
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伸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关于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是由罗振玉于同年６月６日即王国维蹈湖自尽后第四天来到北京“宣诏”的。而正是因为有了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和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人们再联想到王国维当年欣喜雀跃地“奉诏”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一职，遂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有了“殉清”一说。当时，由于世人还不清楚溥仪这道“谕旨”出笼的内幕，更不知道还有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当然如果人们知道了王国维临终前还有这样一份“遗折”的话，那将更成为他蹈湖自尽属于“殉清”一说的铁证。
好在，后来溥仪在罗振玉死后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对罗振玉以凄楚哀怨语气伪造所谓王国维“遗折”一事进行了解密，否则王国维之死属于“殉清”一说将永远也难以说清。对此，溥仪在自传中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确实，溥仪在“不知不觉”中与罗振玉“合作”完成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后世也对研究王国维死因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另外，关于王国维“殉清”一说，还因为其脑后那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多多少少地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不过，了解王国维的人却并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更有着精深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条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xìng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前清小朝廷的标记。同时，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所揣测的“殉清”等原因。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王国维自沉两年后树立在清华园内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全文照录这一碑铭，不为别的，除了供关注王国维者研究之外，还因这一碑铭曾一度被有关人等所回避。碑铭全文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这一碑铭中，陈寅恪先生不仅否定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等外界传说等原因之外，还着重阐明了王国维之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的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附录一：王忠悫公遗书序
初集告竣，乃序其端曰：公平生学术之递迁，予既于《观堂集林序》及公传中详言之矣，而于公观世之识未之及也。乃摘其论古今政学疏为公别传，而尚有未尽，今更举数事。方公游学日本时，革命之说大昌，予移书致公，谓留学诸生多后起之秀，其趋向关系于国家前途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公答书言，诸生鹜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时公同学闽中萨生均坡，与公同留学东京，亦入党籍，公以书见告，且谓萨固贤者，然xìng高明而少沈潜，彼既入籍，见所为必非之，惟背之则危身，从之则违心。迩见其居恒郁郁，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萨生果夭如公言。予在海东，公先归国，英法学者斯坦因、沙畹诸博士，邀予游欧洲列邦，予请公同往，将治任矣，而巴尔干战事起，予告公行期将待战后。公复书言，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yù亦与之竞进，此次战事，实为西政bào裂之时，意岁月必长久，公此行或不果邪？后数月，予返沪江，沈乙庵尚书觞予于海日楼，语及欧战，予以公语对。尚书曰，然此战后，欧洲必且大变，战胜之国，或将益扩大其国家主意，意谓德且胜也。予曰否，此战将为国家主意及社会主义激争之结果，战后恐无胜利国，或暴民专制将覆国家主义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国。尚书意不谓然。公独韪之，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某公漫不审，乃至今日而其言竟验矣。惟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而重公节行，不知公乃知仁兼尽，亦知公有未尽也。予故揭公佚事，以告当世，至公学术之鸿博浩瀚，世人皆能知之，固不待予之喋喋矣。
丁卯仲冬上虞罗振玉书
附录二：王忠悫公别传
罗振玉
公既安窀穸，予乃董理公之遗著，求公疏稿于其家，则公已自焚毁，幸予箧中藏公《论政学疏》草，盖削稿后就予商榷者，今录其大要于此。其言曰：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yín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观西人处事，皆yù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xìng，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对症之新yào。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
爰记其说为公别传，俾当世君子知公学术之本原，固不仅在训诂考证已也。
附录三：王国维先生墓碑记
戴家祥
先生名国维，字伯隅，有字静安，别署永观。一八七七年一月廿九日，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父乃誉公，课以时文制艺，年十一，即洛洛成诵。稍长，从同乡陈寿田先生学骈散文及古今体诗。十六，入州学。甲午战败，士子哗然，始知有所谓新学者。时钱塘汪康年创时务报于上海，召上虞许家惺司书记，许荐先生自代。先生求知心切，以半日事校缮，午后即至东文学社学日文、英文、德文。日籍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爱其勤，为言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先生闻之辄向往焉。间以填词自遣。如是者二三年，渐觉西欧哲学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移其志于文学，著人间词甲乙篇。其后又潜心戏曲，以我国文学之不振者，莫戏曲若。著宋元戏曲史等刊于国粹学报。并揭其文学观点于人间词话。先生虽已文名籍甚，仍自视其理智不足为哲学家，而感情又不能为文学家。是时，我国地下文化遗物，时有发现，若安阳之卜辞、甘肃新疆之汉代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古书、新疆境内兄弟民族之古代遗文，实世所罕有。而碑文墓志、商周彝器因矿山铁路之兴建，零星暴露于山崖水隈者，几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价值，虽合全世界学者之智慧，尚未阐发及半。上虞罗振玉不忍听其存灭，先生亦慨然以整理新发现之史料为己任，匠心独运，创获良多。一九二二年，裒其所释卜辞、金文、声韵、训诂、名物及考订史地之作，并诗文若干篇为观堂集林廿四卷。一九二五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尝谓吾辈生于今日，幸得地下之新材料辅助纸上之旧材料，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可探索其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又言道咸以后，国势不振，学术之必为变革，自不待言。惜龚人、魏默深之言，情浮于理，不能服人耳。亟思以海外学者研究之成果，治辽金元三史，以治经史之法治四裔地理，庶几于蛊前修，启迪后学。讵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竟自投颐和园鱼藻轩前之昆明湖以终，年仅五十。哲人云萎，志业未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八月十四日，卜葬于清华园东二里柳树七间房之原，遵遗命也。先生娶莫氏，生子潜明、高明、贞明，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皆头角崭然，先后济美。一九二八年，罗振玉刊其遗书四集，越六年，门人复事采辑，编为王静安先生遗书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而水经注、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校注，尚未最后定稿者不与焉。清华大学一二届研究生共五十余人，受先生专业指导者有赵万里、杨筠如、徐中舒、刘盼遂、余永梁、高亨、何士骥、黄淬伯、赵邦彦、姜寅清、朱芳圃、戴家祥等。而先生治学之规矩法度足以垂范后学者，固无所不在也。一九六０年一月，清华大学迁其棺于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月，树碑志之，俾国内外学者，有所仰止焉。
附录四：王国维学术活动年谱
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１４岁
《九月团脐十月尖》诗一首。
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１５岁
进入州学，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光绪十九年（公元１８９３年）１６岁
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１７岁
研习并“条驳”俞樾《群经平议》。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１８岁
向往西学，但“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只能“居恒怏怏”。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９岁
就任同邑私塾先生，后辞。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２０岁
乡试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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