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既然决定应清华学校之聘，王国维遂举家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８日迁居清华园。王国维最初迁居清华园时，居住的是西院内相距不远的两处约有十多间的平房，后来才调整在一起。在这里，虽然居住条件不如城里宽敞，但环境幽雅而清净，应该是适宜做学问和教授学问的好地方，故王国维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清华学校是怎样一所学校，它为什么要成立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应聘后的教学和生活又是何状态呢？
据史料记载，清华学校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是满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成立起来的。后来，由于留学规模扩大和人数增多等原因，又先后改称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曾任民国政府外jiāo官的曹云祥接任为第三任清华学校校长，他鉴于当时京师大学堂等学校相继改为大学，遂决定将清华学校也改为清华大学，即由原先只有留美预备学校这单一体制，扩建为拥有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所这三个部分的综合xìng大学。至于为什么要创建国学研究所，曹云祥不仅考虑到清华学校一直以来专以教授西学的历史事实，也洞悉了时代和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一点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有相通之处，即都认识到整理国故和研究国学的重要xìng。对此，时任清华学校史学系主任刘寿民（字崇）先生关于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所及聘请王国维等担任导师一事曾撰文这样记述说：
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所（实称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的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所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流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柢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绩。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喧（煊）赫一时的国学研究所，只训练了三期（实为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
如今，虽然清华大学依然是以理工著称于世，但最初创建国学研究所时确实是盛极一时，特别是研究所一开始便云集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这著名的“四大国学导师”，简直使清华大学成为世人瞩目的国学研究中心和学术重镇。
不过，王国维初到清华时，国学研究所正处于筹建之中。当时，由于梁启超等导师没有居住在清华园内或还没有到任等原因，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吴宓，便经常前往王国维所居的西院寓所里请教，商谈研究所筹建及应当如何招生等有关事宜，而作为具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王国维也积极地出谋划策。比如，王国维提出学校“必多购置书籍”的建议，清华学校不仅采纳了这一建议，还根据研究所每位导师所教授内容的不同，任由他们自行决定购置什么样的书籍，且费用“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比如，王国维提议招收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来路”，务必是“国学有根柢”者。于是，第一期招收的２９名研究生中多是后来在国学方面大有成就者，如周传儒、刘纪泽、姚名达、徐中舒与何士骥等等。至于另一位曾投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虽未能如愿但后来同样在国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蔡尚思，因为他到达北京时已经错过了招考时间，故这位由福建省德化县教育局鼎力举荐来的考生后来这样说道：“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又是从内地跑出来的乡下人，因赶不上考期，经过办公室主任吴宓介绍，王国维马上接见，对我慰勉有加。”后来，蔡尚思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但他仍然经常向王国维请教，王国维也热情地予以鼓励和指导，视若自己的门生一样。例如，同年９月２４日王国维接到蔡尚思的《文稿》和信件后，便这样回信说：
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yù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大稿恐无副本，即由邮局寄还。他日当尚有相见机会。
由此可见，王国维无论是招收学生还是以往结jiāo朋友，都不看重学历和来路而只重学识和人品，这也是蔡尚思先生晚年时依然对王国维崇敬有加的原因。
与招生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研究所对各位导师所要教授指导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明确分工，以及研究生应当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和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商定。例如，王国维指导研究的范围有：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和中国文学；梁启超指导研究的内容有：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和中国文学；赵元任指导研究的有：现代方言、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陈寅恪主要负责的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及译文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文之比较研究和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主要研究的则是中国人种考。除了以上所列指导研究内容之外，各位导师还有各自负责的普通演讲，即学生必须听讲的演讲课。例如：王国维主讲古史新证和说文练习，梁启超主讲中国通史，赵元任主讲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还未到任的陈寅恪主讲内容暂时未定，李济则主讲人文学。至于学生应该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及怎样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梁启超曾将他与王国维共同商讨的意见作了精彩演讲：
设研究院之本意，非yù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成果也，目的乃专yù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不致棘手。……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的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
毫无疑问，这种教授方式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书院式特色，又兼采西方科学民主之方法，实在是一种研究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这与今天中国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的那种“填鸭式”教育，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是现今中国学术界及其他诸多领域中缺乏真正大师的还未引起世人注意到但确实不容忽视的根源。这不知算不算题外话。
一切准备就绪，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９月９日正式开学，但与全体学生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则是同月的２８日。关于王国维等导师与学生们举行第一次茶话会的情景，以及学生们与他初识时的印象，于这天上午才到校的国学研究所第一期学生姚名达先生后来这样记述说：
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骞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自是颇有志于训诂考证。
确实，这时的王国维不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学术涵养和成就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他自己也是中国当时相关学界的顶峰。试想，以王国维这学养精深的学术大师来指导青年学子，岂能不因为游刃有余而受到学生的崇敬并大获裨益。再如，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徐中舒先生后来回忆说：
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阕，遂得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丛书”中，得读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民国十四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延先生主讲席，余遂决然前往就学，yù以偿积年愿见而无缘相见之大师焉。初，余在南中颇闻先生尚留辫发，至是验之而果然。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时先生方讲《古史新证》，以钟鼎款识及甲骨文字中之有关古代史迹者，疏通而证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为之根据，此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盖取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诸篇，增定而成。先生口cāo浙江音之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当先生每向黑板上指示殷虚文字时，其脑后所垂纤细之辫发，完全映于吾人视线之前，令人感到不可磨灭之印象焉。
在这里，徐中舒先生不仅谈到了自己就学于王国维门下的经过，而且还提到了“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古史新证》。确实，《古史新证》是王国维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其中不仅收录有他代表当时一些学术领域中的最高成就，也有其为了向学生讲授时而重新总结的新成果，例如“二重证据法”的明确提出。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每周讲授一小时的课程中，就曾于开篇总论中这样讲道：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于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这就是王国维所创建的极为著名而严谨的“二重证据法”，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严密的实证论科学之体系，也是至今研究古史学者的不二之法门。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于总论之下分设有“禹”、“殷之先公先王”、“商诸臣”和“商之都邑及诸侯”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而获得成功的范例。在这里，限于篇幅等原因，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不能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王国维文集》领略其中的哲思与学术魅力。
不过，在此虽然不能详细解析“二重证据法”之精深内涵，但回顾前文仍不难洞悉王国维独特治学之方法，这在他任教清华学校时同样有着淋漓的体现。例如，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３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准备招收第二期学生之前，办公室主任吴宓便请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导师拟定相关考题。按说，无论是论年龄、地位还是资望及领导能力，能言善辩的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地应该名列首位，而梁启超却对３０年前就仰慕自己大名而到《时务报》“谋生”的王国维则谦让有加，并竭力向校方举荐王国维为研究所的首席导师，自己则自愿退居于王国维之后。据说，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遇到学生提出疑难之问时，他总是一句“可问王先生”，处处体现出他对王国维的尊敬和推崇。同样，既然连梁启超都对王国维如此尊敬，四大导师中的另外两位则更以后学自居，特别是陈寅恪更是将梁启超和王国维当作长辈来看待，处处表现得谦恭有加。所以，当吴宓向几位导师请教拟定考试题目时，居住在城内的梁启超则特意给王国维写信请他出题，然后两人再共同讨论商定。于是，以王国维素有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当他接到梁启超的信件后，不仅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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