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
丁巳（公元１９１７年），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海藏，福建闽侯人，以举人身份长期在满清政府驻日本使馆任职，对日本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千方百计“裹胁”溥仪潜逃东北投靠日本政府成立伪“满洲国”的根源。后来，郑孝胥回国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和湖南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等人一样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７月进入溥仪小朝廷，并以其夸夸其谈的口才和着力整顿“内务府”而大获溥仪“恩宠”。郑孝胥以“新进”而成为紫禁城内的红人，这使遗老资格很深的升允和罗振玉极为不满，遂准备设法向溥仪对他进行“弹劾”。于是，一次当王国维前往天津看望亲家罗振玉时，升允与罗振玉便和王国维谈起希望他们三人联名“弹劾”郑孝胥的计划。而当王国维回到北京后，他却从溥仪的岳父荣源口中得知其关于升允与罗振玉“结党营私”的不良议论，于是王国维便劝阻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而建议改“上奏”为信函的方式。不过，王国维这一本是为亲家着想的建议，却引起罗振玉的强烈不满，遂写信表示他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上奏”计划，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参与联名。很显然，罗振玉信中所说即表示他们与郑孝胥之间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但不会连累你这位“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由此可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也就此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裂隙。
四、跟随“铁杆”遗老“护驾”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直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北京宣布脱离北洋政府，转身投向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革命党，并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随后，冯玉祥将矛头直指逊帝溥仪“盘踞”的皇宫紫禁城，派遣京师卫戍部队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两人具体执行割除民国政府“肿瘤”溥仪小朝廷的任务。同年１１月５日，鹿钟麟和张璧两人带领荷qiāng实弹的士兵包围紫禁城，宣布新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除了永远废除其皇帝尊号外，还告知溥仪人等在限定时间内迅速撤出紫禁城。面对这种“从未有过之奇变”，溥仪人等惊慌失措，不得不在士兵的监督下乘坐当局提供的五辆汽车撤出紫禁城，当时王国维等人也夹杂车驾之中。关于王国维扈从溥仪出宫时的情景，他在后来写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这样记述道：
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即公历１１月５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zhà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即段祺瑞）、张（即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指孙中山）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居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指１１月２９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
溥仪等人潜往日本驻华使馆之后，王国维于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３日在该使馆内再次“上疏”溥仪说：
窃自“狂贼”（指冯玉祥军队）犯顺，乘舆劫迁，狼子野心，旦夕不测。……今幸上天垂佑，皇上得安抵日使馆。日使处以正寝，礼绝国宾，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孰不庆幸？……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小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cāo练身体。又仆御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车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等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予斯，得国恒予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
关于王国维的这一“上疏”，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溥仪是如何“御批”的。不过，此后不久当溥仪等人潜往天津谋求复辟时，王国维则抽身而出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职，应清华学校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
第二十四章
清华岁月
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王国维正式接受清华学校之聘，担任该校正在筹建的国学研究所导师。两个月后，王国维携全家又从城内迁居西郊清华园，就此开始了他短暂的清华岁月。
关于王国维如何应聘清华学校一事，至今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遵照逊帝溥仪“谕旨”应聘，二是胡适鼎力举荐促成，三是因吴宓恭请而就任，四是综合以上三说。关于王国维是奉溥仪之“诏”应聘清华一说，袁英光和刘寅生两先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说：“胡适之前去敦请王国维时，先生婉谢之。胡适之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这一说法，似乎是节录蓝文徵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始末》中的一段内容：
曹校长（即曹云祥）请胡氏（即胡适）主持研究院一切，胡氏辞以学问名望皆不足以领导群lún，乃推荐数位海内大师梁任公、陈援庵、罗叔言、王静安四人（也有说是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的），曹校长皆同意，并敦请胡先生代为礼聘，胡先生往请静安先生，先生婉谢之。胡先生大感失望，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请他写封信给静安，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
关于这一说法，世人虽然因为没有得见确凿史料而多不采信，但并不否认胡适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引出了关于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的第二种说法。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秋天，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亲自前往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王国维的寓所聘请，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于是曹云祥便找到他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胡适帮忙。这时，胡适因为与王国维同对《水经注》有研究等学术原因已经结为好友，再兼其曾经历过北京大学当初聘请王国维及日前决裂之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贸然亲自登门邀请，而是明智地先致信王国维予以说明：“清华学校曹君（即曹云祥）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对于胡适的出面邀请，王国维没有像对待曹云祥那样婉言谢绝，但他表示需要“一星期考虑”的时间。既然王国维没有拒绝并表示可以“考虑”，行事精细的胡适随后又致信王国维，再次表明如果应聘清华学校的话，他在时间和行动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且信中话语处处体现出其对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理念的理解和尊重：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曹君。“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宓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先生宜学术计，不宜拘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面对胡适和曹云祥如此盛情邀请及对自己以学术研究为主旨之体谅，王国维遂决定应聘清华学校导师一职。不过，王国维正式答应接受清华学校聘请一事，就此还引出了关于其决定应聘的第三种说法。
既然王国维以“一星期考虑”之话回复胡适，一个星期之后（笔者注：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０日），当时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吴宓在“遵先生之命”的胡适的安排下，再次来到王国维的寓所进行面请并终获成功。在这里之所以说是“再次”面请，因为吴宓于此前即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３日曾亲自面请过王国维。对此，吴宓在当天日的记中这样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其实，王国维正式应清华学校之聘时已是吴宓的第二次面请了，并不是这第一次面请时“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所决定的。
对于以上这三种说法，有人将其综合归纳而言。窃以为，综合以上三说中除了溥仪“降谕”一说至今仍然不足以信服外，其他倒是确有其事的，这从胡适与吴宓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知。如此而言，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一事的真相，应该是先有校长曹云祥初请之遭拒，后有胡适不懈之敦请，再有吴宓“执礼甚恭”之面请，这当是王国维最终决定应聘清华学校的最合理解释。
其实，关于王国维应清华学校聘请之波折，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表示理解，因为早在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６月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他虽然表露出准备离开溥仪小朝廷而“闭门授徒”的想法，但也明示了他“亦不应学校之请”的当时心态：
观之yù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遽，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
既然如此，王国维对于清华学校之聘就不能不有所考虑，故经历“几请几谢”也就是情理中事了。另外，关于王国维“亦不应学校之请”的言语，似乎是专门针对北京大学而言的，因为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４月曾有北京大学准备聘请王国维担任研究所主任一职之说，而王国维对此却表现得很冷淡或者说有些反感，这从他写给蒋汝藻的信中不难看出：
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yù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即北京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yù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之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不过，王国维虽然对北京大学及其研究所包揽的做法有所“忌惮”，但当他决定脱离溥仪小朝廷并面对清华学校之盛情邀请时，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清华学校之聘。当然，关于王国维最终接受清华学校之聘一事，我们似乎还应该无所讳言地承认，这时王国维既然脱离溥仪小朝廷，则表明他也此失去了原先优厚的“五品俸”，他就不能不考虑到全家人在北京的生计问题，以及他要“收召魂魄重理旧业”的物质保障，即如何使学术研究不受“生活之累”。所以，王国维在应允清华学校之聘后不久便写给蒋汝藻说：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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