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６００两之多。而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４００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９月１８日将眷属从浙江海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奖：“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首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１６２９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集》）。在朱彝尊的这部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诗如下：
鱼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yín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观西人处事，皆yù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xìng，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对症之新yào。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yù言者一也。
方今邦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制、圣贤之书，固已熟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资闻于海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yù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祖列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yù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yù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政变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yù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yù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yù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提及此上疏时，才应溥仪之“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后来bào发的“罗王之裂”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不愿说得这么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xìng和客观xìng，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因为不愿陷入罗振玉与郑孝胥等其他遗老之间的纷争中而婉言推拒。关于《观堂集林》这部被郭沫若誉为“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崔巍的楼阁”式的著作，是王国维自己于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选编的一部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王国维将其体例分为“艺林”、“史林”和“缀林”三个部类，收录其自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到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近１０年间的主要著述，堪称是王国维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至于王国维这部文集因何取名为《观堂集林》，或者说他“观堂”之号的由来，这完全可以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找到答案，因为他在请罗振玉为这部文集题写书名时说：“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这就是王国维“观堂”之号的由来。煌煌多达２０卷的《观堂集林》，不仅文稿由王国维亲自精审编选，其编排体例也是极为严谨的，全书印行完全由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出资，时间跨越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春夏至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近三年之久，由此可见这实在是一项宏大的出版工程。在这部文集前有两篇序言，分别由罗振玉和蒋汝藻两人署名，而事实上均是王国维自己的手笔。以蒋汝藻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不仅主要说明了《观堂集林》成书之经过，还提出了后来明确概括为“二重证据法”之治学方法，其言语同样透露出王国维的不自谦：
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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