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上对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反正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
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就此，以王国维单方面终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前往其寓所请学事宜和坚决辞去该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以及向胡适和容庚索回他们日前拿去准备刊用的文稿并宣布“停止排印”为标志，结束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底，王国维已经“行走”在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但也将结束他与小朝廷在名义上的瓜葛。那么，下面我们实在应该将目光转向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以及他在其中尴尬无奈的境地，因为这是他在随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悲剧中不能摆脱的前因。
第六部分
京都际运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享有隆盛学术声名的王国维自上海北上进京，这是他第二次融入京城这个大染缸，虽然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纯粹学者，但在政治和社会的染缸里谁也无法幸免，何况王国维是直接与污染源相接触，这就使他的生命之剧被浓重地染上了悲情色彩。在这一悲剧中，王国维本不是主演，但在这里他则当之无愧地是被命运和时代这两个导演所cāo纵的真正主演，虽然演出的过程中他也曾有过抗争和自觉的逃避，但命运就是命运，它在社会巨变的漩涡中终究摆脱不了时代魔力的控制。于是，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王国维只能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千多年前汨罗江边那惊人的一跳拉下帷幕。这就是王国维的京都际运。
第二十三章
“行走”南书房
王国维是应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诏”进京的。在详细记述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之前，实在有必要将此前有关事宜向读者作一jiāo代，否则行文突兀将难以避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得以进入满清小朝廷南书房的呢？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jiāo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jiāo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jiāo”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国上海。旋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梦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jiāo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７０岁寿诞；诸如，４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５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９月初王国维脚气病发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１０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关职员；诸如，１１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王国维于１０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１８５８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野别墅”拜望，就此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寓居，但复辟之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宣入紫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天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年代能得到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禁城》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xìng。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４月１０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他早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姓为阳文名为yīn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就是升允最初为什么没有举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４０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初也曾表现得极为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面对“谕旨”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王国维与男仆冯友两人乘坐“新铭”号轮船由水路起程，经过三天海上航行后于２８日到达天津港。王国维到达天津后，住在亲家罗振玉于法租界乐嘉里新建的别墅内，随后由罗振玉陪同拜谢了举荐他进入小朝廷南书房的两位“恩人”，这也是罗振玉在此前信中所提醒的。例如，罗振玉在５月１０日催促王国维北上进京的信中写道：“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在这里，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未查知“奉新”是何许人也，但很显然是这位“奉新”和“素相”升允两人举荐了王国维。于是，王国维在天津拜谒这两位“恩人”之后，于５月３１日抵达北京，并暂住在满清小朝廷“内务府总管”金梁的寓所内。四天后，王国维穿戴好从好友蒋汝藻处借来的朝服，进入紫禁城“晋见”逊帝溥仪，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就任“南书房行走”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每六天入值一次南书房后并没有什么事务，真正成为一名“行走”者而已。不过，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学问上事之外，还是有几件事情应该记述的。
一、逊帝溥仪“降旨”为王国维“定级”“加恩”。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４日，王国维首次“晋见”逊帝溥仪正式就任“南书房行走”后，溥仪又于同年７月１４日“降旨”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据陈瑞云女士在《清帝列传宣统帝》中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