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
面对北京大学如此良苦用心和殷切之忱，王国维实在不能拒绝遂收下了２００元“金”，接着便写信询问研究所有关情况：“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
北京大学收到王国维的《五代监本考》一文后，随即便刊登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１号上，由此便开始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短暂而有意义的合作。在效力于北京大学期间，王国维作为一位有着高深学养且不愿素食的学术大师，他认真履行着自己通讯导师的指导之责，为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拟定了学术研究题目。对此，王国维在写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的信中说：“前日辱手教，并嘱提出研究题目，兹就议事鄙见所及，提出四条。”为了使读者及对王国维所提学术研究题目有兴趣者，深刻了解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路数，以及他作为学术导师所体现出的负责精神，兹录其所提四条研究题目及研究方法如下：
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
说明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言语中，有元明之成语；元明言语中，有唐宋之成语；唐宋言语中，有汉魏六朝之成语；汉魏言语中，有三代之成语。凡此成语，率为复语，与当时分别之单语，意义颇异，必于较古之言语中求之。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之言语中。若夫以《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
今略举数例，如：《诗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传》《笺》均以“善”训“淑”。不知“不淑”乃古成语。《杂记》载诸侯相吊辞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礼》注载古伤辞曰：“皇天降灾，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左》庄十一年传，鲁吊宋辞曰：“天作yín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襄十四年传，鲁吊魏辞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吊。”古“吊”、“淑”同字，“若之何不吊”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一语，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语。“不淑”犹言不幸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者，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而宣公早卒，则子之不幸，将如之何矣。《王风》“遇人之不淑”，亦犹言遇人之不幸，与遇人之艰难同意也。又“陟降”一语，亦古之成语，其义为“陟”，或为“降”，不必相兼。《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陟而连言降者也。《周颂》“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是降而连言陟者也。《尚书》多言降格，格之本字为各，其字从久，与降字形、声、义三者皆相近，故陟降一语又转为“陟各”。《左》昭七年传“叔文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诗》语。恪即各之借字，“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声相近，故又转为“登假”。《曲礼》告丧曰：“天王登假”；《庄子养生主》曰：“彼且择日而登假”；《大宗师》“是智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书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史记晋世家》引今文），《诗大雅》言“昭假于下”，登假相对为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证也。又转而为“登遐”。《墨子节葬篇》“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上，则谓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上所举“陟恪”、“登假”、“登遐”诸语，皆举其一端言之；则《诗》之“陟降”，于《大雅》义当为“陟”，于《周颂》义当为“降”；然则古之成语不能以分别之单语解之，断可知矣。（《传》以文王上接天下接人解“文王陟降”，《笺》以天上下其事解“陟降厥士”，皆坐分别解之之误。）又如《大雅》“帝命不时”，“不时”即“丕时”。《书君》“在让后人于丕时”，即用此语。永言配命，与永言孝思，句法不同；“孝思”、“配命”，皆成语。《诗》“孝思维则”，毛公鼎铭“不巩，先王配命”，亦其一证。《诗》《书》中如此类，其数颇多，自来注家均以雅训分别释之，殊不可通。凡此类语，能荟萃而求其源委欤？其或不能，则列举之而厥所不知，或亦治经者所当有事欤》
二、古字母之研究
说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语》二十章，而其书不传，其流亦微。惟番禺陈氏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统；其所得，与等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阕点也。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与方法耳。今举其要，约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往往遇之；汉儒注中，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如目，某读若某是也。三、音训。如仁人、义宜之类。《释名》一书，所用以相释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发、栗烈之类，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孙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苟以此数有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正》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欤！
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
说明联绵字，合二字为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此等复语，其变化不可胜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风曰发，泉曰沸，跋扈曰畔援，广大曰伴央，分散曰判央；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又如雨之小者曰，草之小者曰蘼芜，曰绵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状草木之细密曰髦，状鸟之小者曰绵蛮；殆皆与微字之音义相关。辞赋既兴，造语尤夥，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上林赋》“侧泌▲，呀豁▲”，叠于一句之内，其实为一语之变化也。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
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说明《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迄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其诸公年数，亦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冢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顼颛夏殷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附志：黄帝等六历，及历法、及积年，见《开元占经》卷一百五，并参考汪日桢《古今推步诸术考》。
这就是王国维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所提出的四个题目，从中不难看出王国维作为一位学术大师的教授之方，简直就是将自己多年的学术领悟和研究方法和盘托出，没有任何的保守和保留迹象。这在今天又有几人能做到呢？随同这四个研究课题的，还有王国维写给沈兼士信中那善意的提议：“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也就是说，王国维在这里点出了所提四题中的难易，以供研究者参考。确实，例如其中提到的“共和以前年代”一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集中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历时多年才基本完成的极为著名而辉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国维提出以上四个研究课题之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便有五名研究生选中其题，并向写信请教应该如何研究等问题，而王国维也在与这些研究生的大量通信中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方法，且完全是一种朋友式的学术jiāo流，丝毫没有学术大师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
与王国维精心指导学生展开学术研究所不同的是，王国维作为曾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位先行者，他还积极地为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建言献策，例如他在写给马衡的信中就提出：“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王国维如此前瞻xìng的建议，今天都已经实现，而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确实是目光深邃而远大。
然而，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这种愉快合作，后来竟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结束。
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我们从王国维写给沈兼士和马衡的一封信中不难明了其中的缘故。王国维在信中这样义愤填膺地说道：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夫有明一代学术至为简陋，其中叶以后诸帝尤不悦学，故明代内府殆无收藏可言。至珍异玩好，甲申之变已为闯贼搜刮殆尽。明亡于是年三月，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始于十月自盛京入居大内，宫廷空虚垂六阅月，其间明之遗物闯贼劫掠之所剩者又经内监之隐匿、宵小之攘窃，殆无孑遗。故顺治初年故宫遗物阗溢都市，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宣炉厂盒内香烧，禁府图书洞府萧，故国（物？）满前君莫问，凄凉酒盏斗成窑。”又《送王员照》诗云：“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当日布棚冷摊情形如此，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阁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历史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纪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此二殿物民国尚未缴价以前），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夫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与优待条件是为不智；知之而故为是言是为不仁；又考古学会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章草案意见书》，于民国当道提取古物陈列所古器作疑似之辞，而对皇室事无论有无不恤加以诬谤且作断定之语，吐刚茹柔是为无勇；不识学会诸君于此将何居焉？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鲁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yù保存之古物，yù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二兄素明事理，于此《宣言书》竟任其通过发表，殆偶失之不检，故敢以意见陈诸左右。又，弟此书，乃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警告我同治此学之友，非以皇室侍从之资格告大学中之一团体也。知我罪我，弟自负责，无预他人，合并附告。伏希亮察。
由此可见，原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宣言指斥满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一事，引起王国维的强烈不满，遂写了以上这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王国维双方在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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