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算学、历史、地理、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文字、名籍帐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和曲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极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
然而，关于“敦煌遗书”的数量，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如此，只好根据敦煌研究院最新的研究统计，向读者作以大致说明：目前世界上共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有敦煌文献，它们分别是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丹麦、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瑞典和中国台湾。其中，中国保存有约１８５００件、俄罗斯１９０００件、英国１３３０００件、法国６０００件、日本１０００件、美国２５件、丹麦１６件、德国３件，另外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还有数量不等的敦煌文献。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敦煌遗书”主要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２９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分别收藏有敦煌文献１６０００件、２０５件、３００件、８００件、１８９件和１３８件。另外，在中国台湾的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藏有１４４件敦煌文献。以上说的是件数，而不是“敦煌遗书”的卷数，若以卷数而论，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敦煌运到北京时只有残存的８６９７之卷，这与当初道士王圆发现近５００００卷相比竟不足五分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一个人王国维的老朋友罗振玉。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当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应邀前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寓所内观看并抄录部分“敦煌遗书”时，他们还从伯希和的口中得知了敦煌藏经洞内依然藏有诸多古文书写卷的信息。随即，由罗振玉向学部左丞乔茂楠汇报，并以学部的名义亲自起草电报，要求陕甘总督毛庆蕃封存藏经洞，并先行出资购买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所花费用随后由朝廷学部电汇偿付。然而，当乔茂楠与学部人员协商后，虽然电报及时发往了陕甘总督署，但却将电文中随后支付费用这一句话删除了。对此，深谙当时清廷官员办事积弊的罗振玉，担心陕甘总督会因此而拖延办理此事，随即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希望由京师大学堂支付这笔资金。而这位日后在“敦煌遗书”押解人员何震彝的京城宅第内积极参与挑拣珍品经卷藏入自家书房中的总监大人，竟然以“大学堂无此款”一句官话搪塞罗振玉，这使深深明白“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罗振玉当场激愤起来。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说如果京师大学堂不愿支付这笔资金，他将从由自己负责的京师大学堂农科里节省经费予以支付，不足部分则以自己的全部俸禄来补充。闻听罗振玉发出这样痛心的慨叹，刘廷琛终于答应由京师大学堂支出这笔资金。
有了朝廷学部电文的督办和京师大学堂的资金保障，陕甘方面很快就购买到这批“敦煌遗书”，并派员立即押解进京，随后则出现了上文介绍的由中国各地各色人等“洗劫”这些写卷的丑剧。上演劫掠“敦煌遗书”丑剧者被写进了历史，竭力保护“敦煌遗书”的人如罗振玉等也被载入了史册，只是记载两者的文字色彩有所不同。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还有一位“骑墙”的无知者，那就是王国维的另一位老朋友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缪荃孙知道“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消息，比罗振玉等人都要早，即他在伯希和从敦煌盗卖这些写卷两个月后便得知了的。对于这样一个消息，缪荃孙不仅亲自从伯希和口中听说，而且也曾亲眼目睹过其中的部分写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这位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注意和重视，他反而认为这是一大“奇闻”。对此，缪荃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洲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刻板，奇闻也。”现在想来，作为堂堂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竟然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敦煌遗书”一事视作“奇闻”，这实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奇闻了。
说了这么多锥心之事，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敦煌遗书”最初的研究情况吧。
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经》之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而第一位公开发表敦煌学文章者，就要数罗振玉了。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罗振玉在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内观看、抄录部分“敦煌遗书”后，一边敦促朝廷学部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封存依然留存在藏经洞中的“敦煌遗书”，一边着手对从伯希和处抄录的内容进行考证和校勘，随后编撰成《敦煌石室遗书》由诵芬室刊印发行。在这部《敦煌石室遗书》中，不仅收录有罗振玉本人对“敦煌遗书”考订的文章，还有蒋黼的《沙洲文录》和曹元忠的《沙洲石室文字记》等以序跋形式考证敦煌沙洲史事的文章。这应该算是中国学者研究“敦煌遗书”最早一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而最早发表“敦煌遗书”研究专著的，则是王国维的日本老朋友藤田剑峰。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８月，始终跟随在罗振玉身边的藤田剑峰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底本，并参照罗振玉的《校录札记》，撰写并在北京印行了《慧超传笺释》一书。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认为，这应该是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最早发表的专著。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发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１９１１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１∽８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１９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１１和１２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１９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发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发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发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发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发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shè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xìng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７月撰写的《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学研究发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第１７卷第８号的《东方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yù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yù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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