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君，终身为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之鱼；重赏之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王国维还列举了《秦fù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小说《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fù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fù吟》，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lún敦者，有韦庄《秦fù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梦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阕，著《秦fù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残卷中有此二句，其为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fù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梦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fù吟》障子，则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lún敦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秦fù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lún敦，他发现《秦fù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专程前往英国lún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发现了《秦fù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考证出《秦fù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作这首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fù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成为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人们所熟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fù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fù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军中的秦姓fù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fù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fù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fù吟》的“障子”。这就是《秦fù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首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首《秦fù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发，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发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lún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fù吟》一卷，由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fù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的《秦fù吟》是藏于lún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法国巴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fù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秦fù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物上向世人披露《秦fù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fù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fù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首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fù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首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fù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fù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４０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只课田。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
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声》。
（《云谣集》杂曲子）
四
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
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郎《秦fù吟》。
（韦庄《秦fù吟》）
五
圣德圣功古所难，千秋郅治想贞观。
不知六月庚申事，梦里如何对判官。
（《太宗入冥》小说）
六
赐姓当年遍属蕃，圣天译语有根源。
大金玉国天公主，莫作唐家支派论。
（于阗国天公主李氏施画地藏菩萨像）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国维是已经成为世界显学敦煌学的发轫者之一。
第二十二章
北大之决
就“食”于哈同花园几年间，王国维虽然为“生活所累”不得不委蛇于此，但他的学术盛名则早已播扬海内外，北京大学对他三请四邀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狷介书生王国维后来虽然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的通讯导师，并以不素食的秉xìng积极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也曾为“改造旧北大创建新北大”而出谋划策，但最终却以决裂的方式与其告别，这实在不能不使人想探询其中究竟。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戊戌变法所取得的一项最直观成果。不过，京师大学堂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创建，到衍变为北京大学直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在这近２０年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著名腐败”的官僚等严重不良习气，可以说是积弊丛生、流俗横溢。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８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yīn县，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以二甲第３４名荣登进士，同年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在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历任诸多要职，但为其赢得世界盛誉的则属教育方面的思想和成就。例如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天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随后，蔡元培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其改革方式可谓是大刀阔斧，改革力度也称得上是干净彻底，改革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广泛延揽持有不同政见和学术观点的旧学硕儒及新学名士，是最为人称道与瞩目的。诸如，当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不仅有旧学硕儒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也有新学名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和周豫才等；既有特立独行的辜鸿鸣，又有一身傲气的“章门弟子”黄侃，还有“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帮凶”刘师培，这无论如何也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了。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一次邀请，是蔡元培走马上任半年之后。关于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一事，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在各自著作中都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积极举荐的，而陈鸿祥先生则持否定的观点，他说：“向王国维发出邀请，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即“囊括大典，网罗百家”等），经蔡元培亲自提名决定的。”不过，无论北京大学是因何而向王国维发出的邀请，都不妨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对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的客观评价和崇敬。例如，胡适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８日在日记这样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姑且不论胡适这一评价如何，就其中透露出他对王国维的敬仰，则毫无疑问。其实，胡适说这番话时他还不曾见过王国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６月自美国回国途经上海时，一定在上海更加风闻了王国维的学识和人品，否则也不会有他于两个多月后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向蔡元培举荐的“传闻”。其实，关于胡适举荐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否是“传闻”一说，并没有穷根究底之必要，也不影响他后来竭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王国维的这一事实。这是后话。
总之，王国维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２日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之举，是通过王国维当年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同学兼同乡马衡进行的。不过，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这时正沉浸在甲骨文研究中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马衡是同乡好友而应允。北京大学之所以请当时还未到北京大学任职的马衡担当这一使命，大概是因为一时还没找到能向王国维进言之人，而马衡的哥哥马幼渔这时则任教于北京大学，于是便由与王国维jiāo谊不错的其弟马衡出面了。对于北京大学的这一邀请，即将杀青甲骨文里程碑之作《殷周制度论》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生计依然窘迫而贸然答应。对此，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yù延永（即王国维“永观”之号的谦称）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同月，王国维在完成《殷周制度论》之后，又转身投入到古音韵学的研究之中。
对于王国维的婉言谢绝，胸怀远大的蔡元培也许有所预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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