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多达４０００余人历时１０年才完成的一部类书。在这部类书中，共收录图书３５０３种７９３３７卷，约有９．９７亿字，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而在每部内又再分类别和细目，所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这对整理和保存古代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所谓的“经史子集”体例，也并不是纪晓岚等人始创，而是早在晋朝时就由荀创设了。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史，指的是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指的是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而集，则泛指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这一分类，至今仍是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者遵行不悖的准则，更是学者检索与查阅史料的最佳路径。
按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体例，王国维自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接手编撰《密韵楼藏书志》后，先是利用半年时间就将密韵楼藏书中的１７９部经部书籍编录完成，随后又以七个月的时间将近７００部史部书籍编录完毕，接着再以半年时间完成了近６００部子部书籍的编录。到了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就在王国维即将完成集部书籍编录时，他“奉旨”进京就任南书房行走，遂将未完成的集部书目携带进京编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７月，王国维终于完成了《密韵楼藏书志》的编撰工作，并将书稿当面jiāo给了当时正在北京的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历时四年多才竣工的《密韵楼藏书志》编撰工程，共收录宋元明清善本古籍２７００部５８７６８卷，其中宋版古籍１８９部、元版古籍１２８部、明版古籍１６６８部、抄本８３１部、手稿本８４部，堪称历代私家藏书志中的鸿篇巨制。这样一项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的巨大工程，王国维毕一人之力仅仅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就全部告竣，实在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
在这部藏书志中，王国维虽然按照《四库全书》那种经史子集的传统体例进行编撰，但在编撰过程中并非没有侧重点，而是根据密韵楼藏书的特点，以元明时代为限，以史子部类为界，对明朝以前的经史两部古籍重在版本源流的研究，撰写有篇幅相对较长的内容提要，而对于此后的子集两部古籍则偏重于书目的补订，这恰恰体现了《密韵楼藏书志》的两大特点，即版本研究和目录补订。另外，在《密韵楼藏书志》中，王国维还收录了４８３则明清两朝诸多著名学者的相关题跋，以及参考和补订了自宋朝以来４２种官私书目等内容，这又是该书志的与众不同处。
面对这样一部体例合理、编撰精深的书志，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十分满意，遂打算继续邀请王国维编撰“续志”。不过，随后蒋汝藻这位大藏书家却在商业竞争中濒临破产，几经挣扎后仍不见起色，只好以密韵楼所藏善本古籍包括那部宋版刻本的《草窗韵语》向兴业银行抵押，以望通过输入资金扭转当前的商业困境。不料，困境非但没能扭转，抵押期限却已逼近，蒋汝藻因为已经没有能力赎回这些善本古籍，遂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等单位和个人出资赎取，从而使这些善本古籍不再属于密韵楼主人蒋汝藻而另属新主。
盛名一时的密韵楼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因为编撰书志却使王国维与蒋汝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王国维那２０卷本的皇皇巨作《观堂集林》，最初就是由蒋汝藻出资、以密韵楼的名义印行面世的。当然，王国维在编撰《密韵楼藏书志》的过程中，得以饱览其中诸多善本珍籍甚至是世间孤本，这使王国维的学识更加深厚而广博。特别是学问严谨的王国维，因为为其中大多书籍都撰写了序跋或提要，这至少说明他是要通读这些书籍的，否则何以撰写出至今看来依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序跋呢？关于王国维编撰《密韵楼藏书志》，完全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单独写一部《王国维的读书生涯》的书，想来读者一定不会少于这部《王国维传》的。不过，这是题外话或者说是另一部书的任务。
现在，我们不能不转入到王国维关于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中，虽然包括密韵楼编撰书目在内这多年的读书治学生涯，为王国维的敦煌学发轫奠定了极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但下面章节的重点依然只能是“敦煌学发轫”。
第二十一章
敦煌学发轫
公元１９８８年，中国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对此，有人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博大胸怀。然而，中国学者敞开这一胸怀实则出于无奈，或者说是那个无奈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使敦煌学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弘扬。由此，我们在解析王国维对于敦煌学研究所做出的发轫之贡献之前，实在不能不揭开中国文化和学术史上至今想起来都令人有一种锥心之痛的“伤疤”。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一座名叫下寺的残破寺庙的道士王圆（道士占据寺庙倒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弘愿要将被沙土掩埋多年的莫高窟清理出来。在清理过程中，距离下寺最近的那上下三层洞窟的甬道北壁出现了一条裂缝，随后王圆拆除甬道北壁外面的一层土砖，发现有一扇不足一人高的木板门，而打开这扇木板门则是２０世纪那个震惊世界的文化大发现藏经洞（现编号为第１６窟）内积存着近千年的“敦煌遗书”。确实，在这个只有一丈见方的藏经洞内，竟然藏有多达４５０００余卷的古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绢画、法器等古文物。面对如此丰富的经卷文书和法器等古物，这个虔心向佛的道士王圆随后从中挑选出几件便向当地官府作了报告，从而揭开了这批被世界学界称之为“敦煌遗书”的悲惨命运。关于“敦煌遗书”从最初被发现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在这长达４５年时间内遭受各色人等疯狂劫掠的惨痛历史，笔者曾在“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的《显赫敦煌》卷中有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至今每每读来仍是心痛得泪水涌流。不过，在这里限于本书体例及本章篇幅等原因不能展开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而下面只能按照时间先后大致列举“敦煌遗书”被劫掠的一些过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甘肃省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字栗庵）从道士王圆上报给前任知县严泽的手中接过那几件绢画后，又亲自前往藏经洞中取走了一些古经卷文书和碑帖等古物，一部分作为自己结jiāo上级官员的礼品，一部分则上报给了甘肃省学政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王国维在上海哈同花园时期的好友）；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作为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的叶昌炽虽然对“敦煌遗书”很重视，并建议甘肃省官府有关部门将这批古物运到兰州妥善保存，但因各种原因使这一建议未能得到采纳，而是下令由敦煌县官府就地封存，而那一部分由汪宗瀚上jiāo的古物则归叶昌炽个人所有；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勃鲁切夫闻风来到中国敦煌，随后仅以６包俄国的日用品就从道士王圆手中骗取了两大包“敦煌遗书”，这是“敦煌遗书”遭受外国劫掠的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３月和１０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４０锭马蹄银（约合白银２００两）从道士王圆手中先后两次骗走２４箱经过挑选的六朝至宋代的古经卷文书和５箱绢画等制品及２３０捆手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８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将藏经洞内所有的“敦煌遗书”细致地翻检一遍后，以５００两白银骗走６６００卷精品珍贵文书，其中古藏文卷子２７００卷，其它类３９００卷；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达敦煌，掠取大量“敦煌遗书”而去；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在满清政府层层下令最后由敦煌县县令陈藩负责清点“敦煌遗书”时，道士王圆竟然预先私藏诸多经卷，后来这些经卷分别卖给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的探险队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及沙俄人鄂登堡等；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至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鄂登堡从敦煌盗走“敦煌遗书”３０００余卷，另有丝织艺术精品１５０余方和５００余幅珍贵的壁画；
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兵败后率残部５５０余人潜逃至敦煌，在被中国政府扣押于敦煌期间竟于莫高窟内肆意毁坏壁画和雕塑，给敦煌洞窟艺术带来了灾难xìng的破坏；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带领人员来到敦煌后，虽然没能盗买到“敦煌遗书”，但他竟然用胶布和特殊化学yào剂从莫高窟中剥离了大批壁画，其中不仅有极为珍贵的第３２３窟“张骞西域迎金佛”的唐人画，而且还有几尊包括第３２８窟高达１２０厘米半跪式观音菩萨等在内的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第二年当他带领人员再次来到敦煌准备故伎重演时，遭到了敦煌当地民众的驱逐；
民国十九（公元１９３０年），当斯坦因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并准备前往敦煌时，遭到guó mín dǎng当局的强力反对而不得不改道西亚和中亚等地“考古”去了；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当英国人巴慎思来到敦煌准备效仿美国人华尔纳剥离莫高窟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并遣送出境；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在于右任、向达与贺昌群等政界和学界知名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而真正结束了“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遭受列强劫掠的罪恶历史。
与外国列强劫掠“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行径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本土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乡绅，从学界知名人士到附庸风雅的“文化人”，他们对于“敦煌遗书”采取的劫掠方式，不仅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而且手段也更为卑劣且具有欺骗xìng。诸如，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派员押送“敦煌遗书”前往北京的途中，竟然从敦煌、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兰州、定西一直到北京，沿途可谓是雁过拔毛、人人有份，这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在以上这些地方由民间人士手中，依然能购买到大量“敦煌遗书”经卷一事上，便不难明白其损失到底有多么严重。更为卑劣可恨的是，当“敦煌遗书”解送进京后，载经大车却没有押进学部大院，而是直接拉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于是，何震彝叫来其岳父、大藏书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学界名士，对“敦煌遗书”残卷进行了一次极为“认真”的挑选，而选出的精品写卷则都收归到他们各自的书房中。接着，这些“名士”们为了使“敦煌遗书”数目与当初陕甘总督随附的一份清单相符，竟然将一卷撕成两份或三份甚至更多份，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随后，当这批劫余的“敦煌遗书”移jiāo学部再转jiāo到京师图书馆保存之前，这种被劫掠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
那么，“敦煌遗书”到底是怎样一批古物，它在中华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其总共有多少卷，如今又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敦煌遗书”主要分为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两大部分，宗教经卷约占８０％，世俗文献约占２０％。在宗教经卷中，除了佛教经卷之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犹太教、教和景教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和辑佚之功。在世俗文献中，除了传统的汉文经、史、子、集等传世典籍外，还有一些是具有校勘和订补历史文献作用的极为难得的孤本秘籍。除了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文书之外，藏经洞里还发现了大批木版画、绢画、纸画、麻布画、刺孔、粉本、丝织品和剪纸等美术工艺品，这同样是人们研究佛教艺术及其他各种艺术的重要参照史料，也是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jiāo流中极为难得而形象的实物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写文字，以汉文为大宗，此外还有上万卷吐蕃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１０多种古民族文字的写本。其中，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和西夏文等，在当时属于久已绝传的文字，此次复得实在是研究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xìng意义。
“敦煌遗书”的形式，主要以卷轴装的写本为主，也有梵箧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片等多种形式。除了写本之外，还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和chā图本等多种版本，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书籍的发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装帧史上都是极为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涵盖的时限，上起东汉末年，下至元朝时期，即从公元２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延续时间长达１２个世纪。其间，历经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西夏和元朝等１０多个朝代，这无疑成为研究以上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就“敦煌遗书”的内容来说，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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