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国维在这一基础上随后又参照罗振玉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春节时从日本带来的新辨识出的千余字甲骨文书契拓片，以及研究哈同花园内所藏千余片甲骨的拓片，遂撰写出了堪称当时条件下甲骨文研究的封顶之作《殷周制度论》。
在这部著述中，王国维将甲骨文研究由原先考释文字、识别人名和梳理世系等，上升到了考证殷周历史和制度这一层次，并竭力分辨出从殷商过渡到周朝时的制度衍变过程，以及商周两朝制度中的人文精髓。这无论如何也是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所做出的突出而不朽的伟大贡献。其实，王国维在撰写《殷周制度论》之前是想写《续三代地理小记》一文的，也就是说要考证夏、商、周这三朝都城之变迁情况。而之所以最初有此想法后来却又有所改变，主要是因为王国维首先精确地认定都城是解析一个朝代政治和文化的最佳实体，而随后改变初衷则由于王国维更清楚地明了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的高明之处。另外，王国维以自己精深的历史和地理学养，极为清晰地梳理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而“惟周独崛起西土”这一学术敏感点。很显然，一个王朝都城由商到周的这种地理方位上之迁移，必然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于是，王国维随即改变了原先撰写《续三代地理小记》的思路，将学术研究视角瞄准了由殷商到周朝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而深入到对两朝制度衍变的解析，这无疑属于学术研究上一次高屋建瓴的思路转变。随后，王国维经过深思熟虑后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老朋友罗振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将要撰写的《殷周制度论》这一鸿篇巨制在全文体例上的精准把握：
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一、嫡庶之制；二、宗法与服术（此二者因嫡庶之制而生）；三、分封子弟之制；四、定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五、婚姻姓氏之制；六、庙制。此六者，皆至周而始有定制，皆周之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则在德治。
在这里，王国维点出了“以德治国”作为周朝制度之根本，这应该算作是王国维在中国当时社会状况下渴望恢复“周孔”以还社会和谐秩序的一种学人心愿。也就是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同样应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制度。关于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其可行xìng、合理xìng以及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姑且不论，而他对于殷周两朝社会制度作出如此清晰合理的梳理，则对中国史学研究实在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对此，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人赵万里在《王国维先生年谱》中曾就《殷周制度论》这一著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先生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也。
不过，《殷周制度论》虽然是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研究方面的结论之作，但由他和罗振玉开创的“罗王之学”则刚刚兴起，以致后来甲骨文研究者即便因为甲骨材料大增所取得的成就要超过王国维和罗振玉，但他们的研究方向依然不能偏离王国维和罗振玉当初的筚路蓝缕之途。对此，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唐兰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甲骨“四堂”，分别是指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大师，但从唐兰先生精辟的概述中同样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其中卓尔不凡的贡献。
不过，在学术研究上捷报频传的王国维，这时依然要为“生活之累”而奔忙。虽然王国维的奔忙并没有与其学术大师的职业和cāo守相背离，并在为生活的奔忙中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之路，但我依然不能不就此引出下面这一章内容的标题
第二十章
密韵楼编目
其实，王国维谋求到密韵楼编撰书目早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底就开始了，而之所以一直拖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如愿以偿，其中缘故不能不从他回国那年开始梳理。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王国维应聘到哈同花园主持《学术丛编》，该杂志刊登内容主要分为经学、小学和史学三门。按照与哈同花园方面的约定，每期每门薪水５０元，加上稿费每千字５元计算，王国维每月能获取报酬２００元左右。这样的月薪，要维持王国维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供养子女读书，确实显得捉襟见肘，致使家庭财政经常出现支绌。这样窘迫的生活状况，再加上国内政治形势动dàng不稳，以及哈同花园内工作的不顺心，王国维于这年１０月在罗振玉的劝说下，曾一度想到前往日本去当“寓公”。对此，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打算：
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为最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王国维不能不考虑开拓财源，以维持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子女上学费用。而作为学者，王国维要想开拓财源只能依靠他的学识，除此别无方法。于是，王国维在主持《学术丛编》之余，曾积极帮助罗振玉在国内鉴别、收购古书画，然后将其收购的古书画转jiāo给罗振玉再卖于日本人。不过，鉴别古书画的真假并非易事，虽然王国维自幼喜欢金石书画，但他毕竟不是顶级的书画鉴定家，这方面的见识也未必比书画收藏家精深广博，另外他并没有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商业头脑，对于书画价格又往往不太明了市场行情，所以在他难以收购到珍品书画的时候，竟然想到将自己所藏的珍本古籍出售以“开拓财源”。例如，王国维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就致信罗振玉说：“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cāo纵亦非易事。如此次方画若知其底蕴，则日币千元或中币八百元必可得之，售事亦然。维之唐卷不知可售否？请公视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关于这样的事，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通信中频频涉及，想来这一年王国维是经常鉴别和收购古书画的。
除了帮助罗振玉收购古书画外，王国维还应沈曾植之邀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工作，与张尔田共同负责编撰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和封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每人可获取报酬２４０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极其缓慢，这２４０元酬金直到王国维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就任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后才收到。
生路艰难，王国维又蒙好友樊炳清的举荐，代替当时生病的他担任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的撰稿人，以业余时间撰稿获取稿酬。对于《东方杂志》，王国维并不陌生，因为他当年那著名的《宋元戏曲考》就曾刊发其上。然而，与当年以２００元稿酬买断《宋元戏曲考》首次发表权相类似的是，当王国维将翻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的稿件送jiāo《东方杂志》时，自己提出的４０元稿酬要求，竟被《东方杂志》社还价为２０元，这让王国维只能是“怒而索还原稿”了。
历经这样的波折后，王国维再联系到当时极为糟糕的社会状况，遂书生意气地发了这样一通牢骚：“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若商务印书馆者，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世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言，亦失计之至。”闻听此言，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当时作为已经盛名在外的大学者王国维在索回译稿时的心态，也能够感受到王国维为生活之累而心怀怨怼的心情，可窘迫的生活现实使他依然要另谋“良策”。这次王国维在窘境中想到的“良策”，就是他在牢骚中提到“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一事。对此，王国维写信向罗振玉说起了这件事：
今日（公元１９１８年１月１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编藏书目（月修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jiāo卷。孟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抄校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jiāo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意多增一人，于孟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不过，按照钱剑平先生的说法，王国维是因为不忍心夺去旧日好友曹元忠的这一工作，而延迟自己为江南大藏书家蒋汝藻编撰书目的。总之，王国维谋取为蒋汝藻编撰书目确实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的事了。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蒋汝藻作一介绍。与王国维同年出生的蒋汝藻，字元采，又字孟，号乐庵，浙江乌程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蒋汝藻考中举人，后就任满清朝廷学部郎中总务司行走，但与当时在学部任职的王国维并不熟识，辛亥革命后前往上海创办经营轮船等实业，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的蒋汝藻，开始充分满足自己收藏善本古籍的嗜好，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收购古本书籍达５０００余种，其中不乏唐宋元明清孤本秘籍，与浙江同邑的张石铭（字钧衡）、刘翰怡（字承斡）并称“江南三大藏书家”。
以藏书之多之精而名噪一时的蒋汝藻，为了存放这些书籍便在上海建造了一栋别墅，取名为“传书堂”。后来，蒋汝藻非常幸运地收购到了周密的宋刻孤本《草窗韵语》，遂将藏书楼更名为“密韵楼”。由于几年来大量收购古籍图书而未能加以整理，蒋汝藻便邀请好友曹元忠（字君直）帮助他整理“密韵楼”藏书，并约定每月报酬５０元。然而，家境富裕且藏书同样丰富的曹元忠，虽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但他事务繁忙并不能按照约定行事，后来索xìng辞去了这一差事。曹元忠辞职后，王国维通过这时已经返回上海的罗振玉的举荐，遂开始了自己为“密韵楼”编撰书目的兼职。
毋庸讳言，王国维谋取“密韵楼”编撰书目一职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但也不能否认他因此而得以饱览其中极为丰富的藏书，从而使自己的学识和眼界得到开阔，这从他后来撰写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与《两浙古刊本考》这两部版本目录学著述中不难明了。由此，笔者不由想起当年梁启超为当时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即将回国谋划就业时，曾在信中为梁思成这样打算说：“另外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门下，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很显然，梁启超是想让儿子梁思成帮助庞莱臣整理其丰富画藏而从中获取学问。虽然王国维为蒋汝藻编撰书目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同样不能否认其所为与当年梁启超所想有相通之处。
编撰书目，通俗点而言就是今天讲的目录学，它是一门以研究书目的编制和利用，并使其在科学与文化事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学问。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例如西汉时刘向与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以及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等等，都很好地总结出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至于反映了中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那更是煌煌巨制，堪称中华数千年古籍目录之结晶。所以，等到王国维为“密韵楼”编撰书目时，他不仅有以上这些已经比较完备的目录学参考史料，而且还有当年在日本帮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的实际经验。于是，行事认真严谨的王国维一接手为“密韵楼”编撰书目之事，便驾轻就熟地按照《四库全书》的编撰体例，以经、史、子、集为序开始工作了。
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部丛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１７７２年）亲自选定以大学者纪昀（即纪晓岚）与陆锡熊等人为总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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