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倡导所谓的“仓学”或“仓教”。再后来，这位姬觉弥和尚也许觉得“广仓学”毕竟不像是一所大学的校名，遂又根据主人哈同本人有“明智居士”之号而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
经济基础雄厚的哈同夫fù创办仓圣明智大学之后，不仅免除所有学生的书本和食宿等一切费用，而且还不惜以高薪到全国各地聘请学识渊博者到该校任教，诸如王国维进入哈同花园的介绍人邹安。邹安，又名邹寿祺，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金石学家，他到仓圣明智大学担任教授之前，曾在杭州某学校任教。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邹安应聘来到仓圣明智大学后，罗诗俪穗和姬觉弥基于自身对小学产生兴趣及社会上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一股热潮的现实状况，遂准备创办相关杂志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这时，恰逢王国维从日本回乡祭祖并希望到上海谋职，同乡好友邹安自然知道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就，故有后来写信邀请他到仓圣明智大学研究哈同花园内所收藏的多达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筹办相关学术杂志之举。关于哈同花园内收藏的甲骨，在此有必要对当年刘鹗所收藏甲骨的散失情况进行回顾。对此，钱剑平先生曾明晰地指出：“其中一部分归罗振玉，１９１５年，他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一部分归上海的犹太人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有千余片，罗迦陵１９１６年请王国维选拓６５５片，辑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部分归叶玉森，后印为《铁云藏龟拾遗》；一部分归中央大学；一部分归盐城陈钟凡；一部分归商承祚、洪维良等。”应该说王国维最终留在哈同花园，其中就有希望能研究该花园所藏这一部分甲骨之故。
关于哈同花园内情，王国维除了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外，他还将自己参观仓圣明智大学的感受及对姬觉弥个人的初步印象，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先后几次写信告诉罗振玉说：
景叔（邹安）于十二日晚到此，十三日午来访，尔后复于姬君（姬觉弥）俱来，即乘其车同至哈同花园，导观各处并所谓仓圣明智大学者，其中仅有中学二年级并小学。姬君为人，昨相处数日已能知其概，大约乙老（沈曾植）诸人之言不谬。其人随处自显势力，一无学术及办事方法，而主意绝多，复随时变异。昨即yù延维为该校教务长，观其校事绝不合理，即设词谢之。语及学术，随口胡诌，语语出人意外。
……
哈同花园连住二日，见其办事毫不合法，而某君（姬觉弥）之言尤散无友纪。其yù刊行月报，曰yù提创仓教也，而所谓仓教（仓颉之教）者，又全为荒谬不经随口胡诌之说，虽景叔亦畏而笑之。
面对这样一所“大学”及其主持者，王国维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贸然应聘，写信向罗振玉表示说自己与“此等人殆难共处”，“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速则敷衍至月杪”。对此，罗振玉则写信规劝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方面闹僵，并列举樊炳清等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而没有时间治学等状况，同时联系自己多年来处理治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实际经验，希望王国维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来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外四年约，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患难根底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业无成就。今且老矣，yù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非，所补能几何，愿彰汲汲一绠短吸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区区小艺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
既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xìng就创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主要发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面的主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因为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办，但发表著述的决定权则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更为便利。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发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２４期发表著述５２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２４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发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内外，这让哈同夫fù和姬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看重的隆盛名誉。
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因为他不仅有着以往主编《农学报》、《教育世界》和《国学丛刊》的丰富经验，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和成就这时都已经达到了一流学问家的水准。不过，“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并没有直接套用《国学丛刊》等杂志的体例，而是积极吸收西方大学刚刚兴起的学报形式及体例，以学术jiāo流为基准进行稿件的选择和编排。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王国维亲自撰写的《学术丛编》“发刊词”：
一、本编名《学术丛编》，与本校所出《艺术丛编》相辅而行。
一、本编宗旨：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一、本编刊行经学（首重“三礼”，旁及诸经）、文字学、史学诸门新著，兼印行未刊旧籍，或虽已刊而流传甚少者。
一、本编月出一册，每册八十页。
一、每册所刊新著旧籍自三种至四五种，皆以卷叶之多寡为定。
一、本编定每月下旬发行。
与这“发刊词”一同刊登在第一期《学术丛编》上的，还有王国维代替罗诗俪穗和姬觉弥所写的两则序言。其中，王国维在一则序言中这样写道：
窃谓：三古以还，代有儒硕，踵武前修，开辟新术，绵延勿替，迄于今兹。自顷沧海横流，城阕兴咏。庶晨鸡于风雨，思烛龙于穷yīn。是编之成，洵非裨于学者，然而披条寻本，祭海先河；兽鸟迹，伫恪洛之际；单甲青文，尚想阳虚之烈。
《学术丛编》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５月创刊的，但并没有像王国维在“发刊词”中说的那样每月下旬正常发行。原来，由于哈同夫fù与姬觉弥三人根本看不明白刊物中所发表的那些深邃的学术著述，曾一度想将《学术丛编》停刊，但又因该杂志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不得不继续刊行，直到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初终于停刊。这是后来的事。目前，我们还是来看看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内除了主编《学术丛编》外，他还有怎样不顺心的旧事呢？
确实，随着王国维在哈同花园的工作进展顺利，那位姬觉弥和尚开始得寸进尺，先是希望王国维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经学。对此，王国维碍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不想丢掉这份高薪的工作，不得不答应下来，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课程只能安排在上午，二是必须要有车辆接送。对于王国维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主持仓圣明智大学的姬觉弥满口答应，并不折不扣地予以履行。随后，姬觉弥又请王国维为哈同花园所藏甲骨选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书，该书署名为“姬佛陀类次王国维考释”。很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为仓圣明智大学装门面，或者为姬觉弥个人脸上贴金的事。即便如此，姬觉弥还是不能满足，竟隔三差五地请王国维为他鉴定古器物或字画之类的，这使王国维感到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对此，李恩绩在《爱俪园梦影录》中这样写道：
关于先生的学术和人品，是早有了定评的。……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假使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个人无论找出一些怎样真实证据的话来，例如色泽的如何古雅，青绿的如何莹澈，文字的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话提供给他作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个字的答复，也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有时姬觉弥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他只嘻嘻的一笑，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点。我想他是感到和这位“小学大师”学问的途径有点不同，所以不肯多所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除了以上这些不胜其烦的无聊事之外，王国维有时还要作为哈同花园里一块耀眼的“招牌”，应邀参加一些酒宴应酬，这在他这一时段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如果说这些王国维还能够勉强忍受的话，那么由于姬觉弥与哈同花园主管财务方面关系的不协调，致使每月薪水难以按时发放，就使王国维感到很是为难了。因为当时王国维家中子女众多且都在上学，这方面的费用容不得拖欠，再加上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这都使王国维既不能断然离开高薪的哈同花园，又不能不想到再做一份兼职。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王国维通过友人得知蒋汝藻正请人为其密韵楼藏书编写书目，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谋得这一份兼职。关于王国维在密韵楼编写书目一事，在下面单独章节中予以详述，在此不赘。
另外，姬觉弥还认为投入很多资金创办的《学术丛编》，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和回报，而且纯粹是为王国维个人扬名。对此，作为牵线人的同乡好友邹安很是不平，他驳斥姬觉弥说，王国维在学界早已赢得盛名，他何用到这里来办这份杂志扬名呢？随后，邹安竟前往杭州过中秋节去了，并放言说要辞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和《艺术丛编》主编之职。对于好友邹安的这一仗义执言和行动，王国维随即也作出了积极响应，他借沈曾植邀请他参与编撰《浙江通志》的机会，提前开列出《学术丛编》一年１２期的目录请人转jiāo给姬觉弥。姬觉弥见自己几句流言竟然招惹出这样的结果，再看到王国维开列出的那１２期目录，感到这实在不是别人所能为之事，遂又恳请邹安向王国维发出态度真挚而诚恳的挽留，于是王国维与哈同花园续签了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合约。至今我们都很纳闷，在这种境况下王国维仅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这一年之中竟然撰写了《史籀篇疏证》、《释史》、《周书顾命考》、《释乐次》、《说周颂》、《毛公鼎铭考释》、《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殷礼征文》、《乐诗考略》、《汉代古文考》和《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诸多著述，更别说随后还有《殷周制度考》、《竹书纪年》、《唐韵别考》、《两周金石文韵读》、《韵学余说》、《释昱》、《释旬》、《释西》、《释物》、《释牡》、《经学概论》、《西胡考》（上、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和《太史公行年考》等等一大批涉及诸多学科、论述见解深邃或具有某种开创xìng贡献的大著述和大文章，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是王国维创造了学术界一个又一个罕见的奇迹。
那么，作为哈同花园内《学术丛编》的主笔，王国维在这期间于学术研究上有何特点，这诸多著述在学术界又有着怎样不朽的贡献呢？在这里，如果要将王国维于这期间的所有著述悉数简介一番的话，绝对不是这一章的文字所能承载，故不得不将其中极为特别的学术研究单独列出章节留待下文介绍，于此仅就另一些需要重点向读者介绍的著述，采取蜻蜓点水式的简单解析好了。
《史籀篇疏证》（２卷），是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后的第一篇小学著述。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从《说文解字》中找出２２３个古籀文字，然后逐一疏证，最终提出“籀文即古文字”的论断，从而解决了数千年来悬而未决之疑案。对此，袁英光和刘寅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加案语说：
先生从古今文字体势之演变，驳斥长期以来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的谬论，创造xìng地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新见解；并从声音训诂上证明史籀不是人名，《史篇》亦非周宣王时之作，从而使传说了数千年的仓颉造字，以及史籀作大篆的说法，全部被彻底否定。这对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的古文字研究，乃至古史研究是一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王国维随后又撰写了《释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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