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馆苟且偷生，失去倚靠的溥仪再次从龙座上跌了下来，而北洋集团则重又组织起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军阀政府。从此，中国陷入了长达三十多年严重的内乱与外侵jiāo织在一起的混战当中。
在如此变化多端且险象环生的风潮中，为了避风的学者王国维却不能不考虑并最终选择回国了。
王国维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４日起程回国的，这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四年多了。那么，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前文介绍的学问“变化滋甚”外，王国维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对此，王国维后来这样回顾说：“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简单，简朴而单纯也。单纯，自然是指王国维始终心无旁骛，一直沉浸在学术海洋中；而简朴，则指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境况和状态。关于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的治学情况，从前文介绍诸多学术成就中不难明了，在此不赘。至于王国维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确实有必要予以简述，因为这是王国维最终选择回国的一条重要原因。
命运多舛的王国维在流寓日本之前，从来没有发达过，生活始终处在一种窘迫的状态中。流寓日本后，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一直倚靠罗振玉的资助和帮扶，再加上人口众多，王国维一家人只能过着那种乡间的平民生活。初到日本时，王国维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曾多次谈到生计之忧，好在那时他还有些许积蓄，能够勉强支撑一大家人在京都郊区的简单生活。不过，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此王国维也曾想到要在日本开设一间书铺以谋求生存，可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只是一位“善自命题”的高明学者，并不具备罗振玉那种多面手的本领。书铺没有开设起来，而生活则不能不继续，于是王国维依然要倚靠罗振玉等人的帮扶，虽然他先是以帮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为回报，后又为其主编《国学丛刊》换取薪水，还曾担任日本人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特约撰稿人挣点稿费，但这些都不足以维持王国维一家八口人在异域的稳定生活。特别是随着日本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国内经济严重滑坡，致使物价飞速上涨，这使本来就很艰难的王国维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当然，王国维一家人生活艰难，同样失去经济来源且花费巨大的罗振玉一家人也不好过。为此，罗振玉已经将弟弟罗振常及女婿刘大绅两家人先期安排回国，以减少在日本的生活开支，而且还让他们在上海开设了一间书铺，以倒卖书画来增加收入。对于罗振玉的这些行动，王国维自然不能置若罔闻，他的心里常怀感激之情，也经常谋划一家人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初春３月，已经寓居日本三年多的王国维，决定趁着清明时节回乡祭祖的机会先将家人送回老家海宁。对于王国维的这一安排，也想回乡祭祖的罗振玉在表示理解的同时，还决定要亲自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实地考察。于是，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人约定，王国维先期回乡祭祖并安置好家人，然后便到上海迎候罗振玉。罗振玉是同年４月上旬返回国内的，这时王国维已经安排好家人赶到了上海。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王国维患眼病未愈，不能与罗振玉同往安阳小屯村考察，而且他一生也不曾到过小屯村。罗振玉向甲骨文圣地小屯村进发，而王国维则通过罗振玉的介绍前往上海麦根路１１号，这是王国维早就闻名但不曾拜见过的大学问家沈曾植的寓所。
前文曾多次提到过沈曾植，在此实在有必要对其进行简介。出生于道光三十年（公元１８５０年）的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满清王朝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和署理安徽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沈曾植以前清遗老的身份寓居上海，曾暗自前往北京参与过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回到上海。这位以遗老自居的沈曾植，通晓经史，学识渊博，见解深邃，著述颇丰，不仅在国学方面有精深造诣，诗书也留名于世，极为谙熟历朝律令，而且特别对中国西北的历史地理颇有研究。
对于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兼同乡，王国维的心里早就十分倾慕，特别是在日本研究撰写魏晋简牍等与西北历史地理相关的学术文章时，他更是参阅过沈曾植的有关著述。而对于王国维这位国学研究领域里的后起之秀，沈曾植也是极为关注和赞赏，曾当着罗振玉的面对王国维赞赏有加。所以，当王国维初次拜访沈曾植的时候，两人一见面便愉快地jiāo流起来，沈曾植赞赏王国维在国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而时年３８岁的王国维也向这位年长自己近二十岁的学界前辈请教古音韵学等方面的学问，真可谓是惺惺相惜、投缘而默契。此后，沈曾植成为王国维在上海“哈园”几年间jiāo往最为密切的师友之一，这是后话。
王国维在上海和海宁走访亲友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为自己寻找合适的职位，以解决全家人的生计之忧。不过，这时王国维还没打算回上海工作，因为从日本回国前他并不曾将自己的书籍等一并带回来。所以，当罗振玉从河南安阳小屯村考察回到上海后，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又随同罗振玉一同返回了日本京都，并居住在罗振玉的“永慕园”内。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王国维与罗振玉依然在共同的学术海洋里尽情地畅游着，直到当年年底接到同乡好友邹安邀请他到上海“哈园”工作的信件为止，这时王国维终于决定了回国的归期。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正月初二，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早早就起床整理已经收拾好的诸多行李，随后与罗振玉一家人清谈话别。其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来到“永慕园”为王国维送别，短暂jiāo谈后离去。午饭后，罗振玉与三个儿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葆等一直将王国维父子俩送到京都车站，目送他们前往神户转乘轮船回国。两个多小时后，王国维父子到达神户，晚上住进西村旅社，第二天上午１０时终于登上日本“筑前丸”号轮船向中国上海三菱码头驶去。
王国维走了，罗振玉则落落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短短五天时间里竟然给王国维写了三封信，表达自己心中的怀念伤感之情。例如，罗振玉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５日也就是正月初三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
公行后，岑寂殊甚，念二十年来客中送客，已成习惯，然未有如此之惘惘者。家人及儿子辈恐弟苦寂，日夕省视，以不言相慰。想公别离之感，与弟正相等也。
确实，对于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老朋友来说，他们这时不仅在志趣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学术研究上的好搭档，还是将结为儿女姻亲的亲家。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来不及怀想与罗振玉分别后的伤感之情，因为他正在“筑前丸”号轮船中与大海上掀起的狂风暴雨作着艰苦的挣扎，剧烈的颠簸使王国维父子二人虽不曾呕吐，但还是在船舱里躺了一天两夜才稍有好转。而特别糟糕的是，王国维父子携带的１２件行李中，其中９只书箱“因太重，无法移置”，而只能盖上一张油布放在轮船的甲板上，任凭那狂风暴雨肆虐地吹打侵袭，以致到达上海后发现书箱底部书籍都被雨水浸湿了，这让王国维极为痛惜。尽管海上旅行有这么多的烦心事，王国维在船上依然是手不释卷，并将自己当时考释出的三个甲骨文字立即写信告知罗振玉。这就是真正而纯粹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此次回国共携带１０箱书籍，其中除了自己长年积累与临行前购买的之外，还向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这些都是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国学方面的珍本资料。对此，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写道：
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难。海上存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
经过短暂而漫长的五天海上航行之后，王国维父子终于安全地抵达中国上海的三菱码头，与前来迎接的罗振常、樊炳清、范兆经和张尧香等友人相见了。当晚，同乡好友樊炳清在家中为王国维父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安排他们暂住在自己家里。几天后，王国维选中了大通路吴兴里３９２号（今北京西路大田路）的一处住所，便以每月２９元租金租赁了下来。于是，王国维父子采买了一些家庭必备用品，找人定做了几件大书柜，请罗振常书铺店员帮助整理那１０箱书籍。一切安排停当后，长子王潜明便返回海宁接家人前来，而王国维则向友人探听他即将前往就职的“哈园”有关情况。不料，从友人处得知“哈园”的有关内情后，王国维的心里开始踌躇起来。
那么，这个“哈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王国维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进入这一机构就“食”，他在其中生活和工作情况又如何呢？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们也随同王国维一同走进这处神秘的“哈园”吧。
第五部分：哈园就“食”
王国维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个要饮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所以这一部分总题为“哈园就‘食’”。由此，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或反感，但斟酌再三，始终没有找到更贴切的标题，所以只好恭请读者通过阅读下面的文字帮助解难了。不过，这里之所以在“食”字上加了引号，那自然是想将烟火饮食与学术饮食涵盖其中，至于这一想法能否实现或能够实现几分，那还是要请读者加以评判了。
第十九章
“学术”主笔
王国维应邀到“哈园”是来主持一份还未创刊的名叫《学术丛编》杂志的，按说这章题为“‘学术’主编”似乎更贴切些，而之所以取了现在这个标题，主要是因为这份杂志自创刊到停刊所发表的文章中竟有近一半是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故有此题。在详细解析王国维主笔《学术丛编》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解决关于“哈园”的一些疑问吧。
哈园，是哈同花园的简称。其实，这个花园的正式名称叫“爱俪园”，哈园只是人们的习惯叫法，不过无论是哈园还是爱俪园，都与这个花园主人的姓名有关。创建哈同花园者，是一位出生于巴格达的英籍犹太人，名叫欧司爱哈同，其夫人是一名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福建人，名叫罗诗俪穗（也称罗诗俪蕤），号迦陵，所以这座花园取名为“爱俪园”。哈同来到中国上海时大约是１９世纪末，那时上海正处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初创期，世界各地的富商大亨纷纷涌入其中，不是创办金融洋行等金融机构，就是大肆购买廉价土地建造房产，从而促使上海的经济向前飞速发展，可以说是商机无限、遍地黄金。在上海这个投机商的乐园里，哈同最初只是一家洋行的门童，后来时来运转竟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鳄，并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有了金钱和地位之后，哈同夫fù开始热心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创建了赫赫有名的哈同花园。对于哈同夫fù的这些举动，许多人不是以沽名钓誉或附庸风雅这类词汇予以贬损，就是抓住哈同夫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诋毁。对于这种做法，我实在不能苟同。试想，一个人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他如何能够又能够如何为文化、教育或慈善等事业做出自己的公益xìng贡献呢？再想，世界上拥有大量金钱和显赫地位的人比比皆是，可又有多少人愿意或懂得为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公益事业投资出力呢？至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那纯粹属于个人隐私，即便在这方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也纯粹属于道德范畴的事，仅供那些爱嚼舌头的市井之徒街谈巷议罢了，何须浪费文字应有的作用以及出版资源和读者的时间呢？我实在相信愿意阅读《王国维传》者，绝对不是什么市井之徒，否则他何以读懂王国维呢？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哈同夫fù创建哈同花园后先是筹办了“爱国女学堂”，接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僧人黄宗仰到哈同花园内讲授佛经，并创办了“华严大学”。在这期间，哈同花园有两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从欧洲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下榻哈同花园，使哈同花园蓬壁生辉、声名大振；另一是罗诗俪穗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出资并主持刻印了１０００套《大藏全经》，这是一部多达４１４册８４１６卷的大书。历时五年刻印完成的《大藏全经》，不仅版式和纸张在当时是一流的质量水平，而且印刷和装帧也是极为讲究的，这无论如何也称得是一件文化幸事。到了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僧人黄宗仰被另一位名叫姬觉弥的和尚所替代，遂华严大学被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姬觉弥，俗姓潘，名翥云，江苏睢宁人，据说他从书中查出周文王姓姬，遂将自己也改姓姬，并取名觉弥，号佛陀，后来还有什么“瀛洲馆主”、“九鼎山人”和“如来居士”等等名号。据说，这位三十来岁的姬觉弥和尚行事乖巧，很懂得如何迎合主人的兴趣和爱好，所以深得哈同夫fù的信任和支持，遂全面主持哈同花园内的教育和文化等事务。于是，姬觉弥便根据“仓颉造字”之意，鼓动罗诗俪穗将华严大学改称为“广仓学”，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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