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础上，又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进行精心遴选和甄别，随后闭关四十多天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贡献和地位的伟大著述。在撰写这一著述的过程中，罗振玉可谓是呕心沥血，精研细磨，大有舍我其谁之慨。对此，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自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雷霆不闻，cāo觚在手，寝馈或废。
罗振玉在这样一种精神炼狱中完成《殷虚书契考释》初稿后，他邀请王国维与他共同对其修订。在这一过程中，罗、王两人充分发扬各自优长，既对全文细目进行协商修改，又对一些文字等考释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订正，同时还采用了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成果。经过罗、王两人精心修订后，王国维还亲自书写了这一著述的全文，然后才jiāo由罗振玉在“永慕园”刊印。在这部《殷虚书契考释》著述中，罗振玉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和卜法等方面对甲骨文进行分类考释，从而奠定和指明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及方向，所以该著述一经刊印便立即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然而，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刊印本中是王国维的手写笔迹，导致后人一度认为《殷虚书契考释》虽由罗振玉署名实则为王国维所著之误。最早对《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提出异议的，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周传儒，他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写有《甲骨文与殷商制度》一书，其中就有这样一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话：
《殷虚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
与周传儒这种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话语相近的，还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学生何士骥之论，他于民国三十年（公元１９４１年）在《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中指出：《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的合作之作。
有了这样“确凿”的文字证据，随后又因罗振玉跟随末代皇帝溥仪潜逃东北就任伪“满洲国”大臣之故，一代巨匠郭沫若遂将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写就的一篇文章竟于１０年后发表在了《文艺复兴》杂志上。其中，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问题，郭沫若就曾这样写道：
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
与郭沫若这种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更是说得直白而难听：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虚书契考释》，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有了这么“权威”的证人和证词，罗振玉窃据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一案应该算是“终审判决”了。确实，如果二十多年后陈梦家先生没有发现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的手稿本，那这桩历史疑案将成为一桩永久的冤案。对此，商承祚先生曾回忆说：
王国维之死，谣言蜂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郭沫若谓王之死，乃罗振玉逼债造成的惨剧……正在此期间，我适在北京，有一天，途遇陈梦家，他悄悄的同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您有空，请到我家看看。”（陈去世后听说此稿本归考古所）该书是请王为之腾（誊）正并加入王说而付印的，那些头脑简单和从恶意出发的人，以为王写的就是王著，得此“证据”，就断下结论，足见其可笑程度。
虽然商承祚先生这段话中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之语，但他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之说，在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中得到了验证。
其实，关于这桩所谓的历史疑案，本不应该成为什么疑案，因为王国维不仅在为《殷虚书契考释》先后所写的两篇序言中，对罗振玉完成此著述所付出的辛劳和贡献有过极高但也很中肯的评价，而且他生前也曾多次明确地说过《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的著作。比如，王国维在后来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著述中，都对自己当年协助罗振玉完成《殷虚书契考释》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对此，我们应该明白王国维只是协助罗振玉，即便他对撰写《殷虚书契考释》有过重要贡献，但他毕竟不是完成这部著述的主体。对于自己协助罗振玉校写《殷虚书契考释》的感受，王国维在为这一著述所写的后序中说：
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即指罗振玉）之世。天其yù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训诂、《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目。窃叹：先生此书，诠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阕，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非常清楚但也很谦虚地说明自己就像是当年山阳（今江苏淮安）的张力臣为顾炎武校写《音学五书》一样，而且对罗振玉的这部《殷虚书契考释》推崇备至，甚至将其学术地位抬高到开清学一代先河的学术大师顾炎武之上。至于王国维对罗振玉这一评价公允与否，不再赘述。下面，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对于这部不在顾炎武《音学五书》之下的《殷虚书契考释》有何贡献进行一番解析。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例举王国维为《殷虚书契考释》所写的两篇序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将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许多创见融入其中的体现。比如，王国维在其中一篇序言中对甲骨文所下的定义：“殷虚书契者，殷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刻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兴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当然，王国维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除了以上这些贡献之外，他还曾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和《殷礼征文》等等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著述。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涵盖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如果一定要对此有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评价，那只好引录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的一段话了：
罗氏在《殷墟》贞卜（文字考）序中所举的考史、正名、卜法的三个目标，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础，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学发掘以后才开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罗氏说“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文物制度，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以博反约，由疑而得信”（《观堂集林》序）。他研究了文献上商王都邑所在，而后考订卜辞中商、亳、雇之所在；他搜集了文献上关于王亥、王恒的记载，而后考订卜辞中王亥、王恒之为商先公；他引述了金文和文献的殷祀或衣祀，而后考订卜辞中“衣”祀之为合祭。凡此都表示要正确的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即是说，一个古字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情况下被用作为某种意义的符号的。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他在讨论《尚书》、古地理、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他在讲解《说文》时而作的试释，以及《类编》所引他笺注在罗氏《考释》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然而就审释文字而言，他所释的字数虽不多，却还有其特殊的贡献的。……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俗提供了新材料，我们由此而发现卜辞中的“亳社”。他分别了卜辞中“又”字有“”“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说明朔义与假义的分别如“我”字本像兵器，假借为人称，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
由此可见，学界和历史上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称之为“罗王之学”，是一点也不虚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另一些成就留待后述，因为这时他将踏上回归祖国的路程，重新开始属于他独立研究学问的新时代。
第十八章
归国
树yù静，而风不止。
王国维自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来到异域日本，本是为了躲避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可没想到这种风潮不仅始终未曾平息，而且更加变幻莫测，愈演愈烈，直到他于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自沉之后依然是yīn霾遮天，不露光明。确实，王国维到达日本一个月零几天后，孙中山便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同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十一月十三日改元为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接着，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颁布诏书，向全体国民宣告退位。回望历史，至今人们都很纳闷，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竟然糟朽的如此不堪一击，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不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虽然是历史之必然，但辛亥革命的初步成功却有着很大的偶然xìng，而且溥仪宣告退位一事对于革命党来说，竟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妥协条件，那就是由清廷大员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对于这一条件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人们今天已经知晓了答案，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袁世凯北洋军事集团的压制下，还没有形成统一而巩固军事强力的革命政权，不仅不具备与有着帝国主义强大势力支持的袁世凯集团相抗衡的条件，而且也没能洞悉权jiān袁世凯的yīn谋。于是，当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革命，而当第二次革命也归于失败时，袁世凯登坐龙庭称帝的野心已经急速地膨胀起来。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制。接着，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改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随后便于民国五年元旦即公元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登上皇帝宝座。对于袁世凯这种不顾历史车轮急速奔驰的蠢行，久经封建制度残害的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不仅使这场帝制闹剧仅仅上演了８３天便凄惨落幕，而且这位洪宪皇帝也在几个月后“驾崩”了。
袁世凯死了，可荒唐的“辫帅”张勋又来了。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了表示与封建清廷决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全体国民剪掉脑后的长辫子。而这位“辫帅”张勋不仅自己脑后留有小辫子，就连他所率领的军队也都不曾剪掉辫子，故有“辫子军”之称，由此可见张勋对满清政府还有着强烈的怀念之情。如今，既然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死了，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又剑拔弩张，各自为战，使昔日强大的北洋军阀集团变得四分五裂，于是他便统率自己的“辫子军”从安徽杀奔京城。中国政权的更替，向来是以占领前朝政府首都为标志。既然张勋控制了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他这位“辫帅”在几位遗老的撺掇下，竟使北京城在一夜之间又恢复了满清王朝旧貌。那店铺商号及居民门前张挂的一面面龙旗，那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重新套在身上的朝服，那脑后再次扎起来的不长的小辫子，都告诉人们说溥仪又当上了皇帝。
既然袁世凯“曲线”称帝不得人心，那么张勋明目张胆地搞复辟则更为国民所不容。不过，无论是清朝廷，还是袁世凯称帝，抑或是张勋搞的这场复辟，都还没有断绝老百姓的生路，所以大家只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场场“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历史闹剧。然而，对于遭受引狼入室之祸的北洋军阀集团而言，他们面对这场不得人心的复辟闹剧，再回想遭受张勋打击和排挤的伤痛，随即意识到他们复仇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他们“捐弃前嫌”重又联合起来，将qiāng口一致对准共同的冤家张勋和他的“辫子军”。很显然，张勋“辫子军”的大刀长矛，实在不是拥有洋qiāng洋pào北洋军的对手。在这场实力严重不对等的jiāo战中，损兵折将的张勋潜逃到了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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