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王文敏（懿荣）因病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中yào，yào中一味“龙骨”颇为奇特，王懿荣从yào店回家，仔细把看，发现上面奇异的图案像文字。欣喜之余，叫人把yào店里的“龙骨”统统买下，并命人假传“龙骨”的发掘地。这就是传说中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传说经人调查并无根据。但是，历史上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位判定那些甲骨上刻划的图案、线条是古代的文字，是他发现了甲骨文。
在这里，钱剑平先生的论述远没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圆滑”，他一个“但是”便将“经人调查并无根据”的传说转折成了事实，也许他原本想通过“但是”来否认或怀疑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但在不觉中却肯定了传说中的主旨，这应该算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如果说余秋雨先生和钱剑平先生对这一传说还持有怀疑或否认精神的话，那么陈铭先生则在由万斌先生主编《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一书里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直接说：“甲骨文字的发现，首功应推当时国子监祭酒（国家学府最高官员）王懿荣（１８４５１９００）。”接着，陈铭先生便将传说当作信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
之所以列举以上三说，不仅因为三位学者本身影响较大及其著述流传甚广，而且更容易使人们信任其说并因此使传说传说得更加广泛，故觉得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甲骨文发现权归属一事。虽然笔者采信的是刊登于公元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述，但由上述那位勇敢学者李先登先生撰写的这篇题为《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证》一文，辨证合理而精审，确实值得采信，另外还因为其观点已经被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考古学通论》所采用。如此，下面不妨摘录其中一段以更正流传已久的甲骨文发现权之舛误：
过去一直把甲骨文的发现说成是１８９９年王懿荣偶然在中yào材龙骨上发现的。近年有人研究证明，甲骨文是１８９８年由河南安阳村民掘得，后来为古董商注意，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是最早鉴定、发现和收集甲骨文的人。
在这里，李先登先生不仅否认了王懿荣的甲骨文最先发现权，而且还指出是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两人最早发现并鉴定、收集了甲骨文。不过，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的知名度和学识毕竟不如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以从某种意义说由王懿荣领受甲骨文的发现权似乎更合适些。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感觉合适而篡改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将甲骨文发现权归还给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而否认王懿荣对甲骨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毕竟由于有了王懿荣大量而广泛的收购，避免或减少了甲骨（文）被研磨成yào粉灌进病人的肠胃里，使祖先创造的这一辉煌成果随后被子孙认可，且经过优秀子孙学者们的精心“研磨”而成为一种不朽的永恒。
在这群“研磨”甲骨文的优秀子孙中，除了将重点介绍“罗王之学”中的“王”即王国维之外，还需要按照先后“研磨”的顺序逐一梳理，否则因为遗漏将有失公允，也使王国维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磨”甲骨文之行列。所以，下面对本书主人公王国维的暂时“冷落”，是为了他更真实更闪亮地步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
顺序依然要由王懿荣开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当王懿荣几乎收购了整个京城yào店里的“龙骨”后，他又不惜出重金派人到处搜求，使其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多达１５００余片甲骨。然而，在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刻划在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进行考释时，一场战争迫使他告别将使王懿荣这三个字更加深刻地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的这些奇异甲骨，而以另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使他名垂绵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担任慈禧太后裹挟光绪皇帝“西行”后的京城防务。而这时，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堂堂大清王朝的首都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些野蛮侵略者的囊中之物。试想，最看重民族气节和个人名节的中国真正而传统的文化人，他们面对这种景况时还能作何选择呢？确实，中国古代文化人在国家危难关头往往只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自杀，何况王懿荣还是当时京城里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呢？
王懿荣走了，家中除了留下包括那１５００余片甲骨在内的诸多古器物之外，还有收购这些古器物所花费的高额债务。于是，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在勉强支撑因为父亲清廉而今清贫家境的两年后，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将父亲生前极为珍视的１５００余片甲骨悉数转卖给了刘鹗。下面在讲述第二位与甲骨文密切相关的人物刘鹗之前，似乎应该理解并感谢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因为他没有像那些唯利是图者将国宝卖与海外，而是有选择地将这些甲骨卖给了懂得其中价值的父亲的老朋友刘鹗，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物有所归。
出生于咸丰七年（公元１８５７年）的刘鹗，字云臣，一字铁云，又字蝶云，笔名鸿都百炼生，亦称老残，即撰有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籍贯江苏丹徒（今属淮安）的刘鹗，不仅精通数学、医术、音律和水利，而且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收购了好友王懿荣遗留的甲骨后，深知这些甲骨的重大价值，随即也展开了他广泛搜求甲骨的行动。诸如，当刘鹗辗转得知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曾将３００余片甲骨卖给了浙江定海人方yào雨后，便想方设法又从方yào雨手中高价买了回来。像这种煞费苦心到处搜求甲骨的事情，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的日记中记载甚多，这从他后来留传下来的名为《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可得验证。经过这样多方搜求之后，刘鹗手中甲骨的数量迅速增至５０００余片，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也基本上将截止那时出土的所有甲骨全部收齐。
面对如此众多而珍贵的甲骨，当时正在刘鹗家中教授其子刘大绅读书的罗振玉，同样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门新学问的兴起，遂奉劝刘鹗挑选其中精良完整者拓片出版。不过，当时刘鹗正在创作他那名留青史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一时还没能抽出时间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而随着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出版后，他便全力投入到这些甲骨的系统整理中，并从中挑选出１０５８片甲骨拓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将神秘甲骨文字公布于世的第一部专书。在这部书中，作为金石学家的刘鹗首次提出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殷人刀笔文字”，也就是将甲骨文定位为商殷时代的文字。与此同时，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通过甲骨文将订正和弥补史书中的舛误和遗漏。由此可见，无论是刘鹗将甲骨文定位为殷商文字这一具有非凡学术意义的时代划定，还是罗振玉指引甲骨文的研究方向，都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甲骨文的研究历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刘鹗和罗振玉两人随后都没有乘胜追击，继续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时，罗振玉将目光转向了当时大量出土的古器物研究上，而刘鹗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被罗织罪名流放到了新疆苦寒地带，遂在第二年８月２３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戍所。
其实，在刘鹗没走之前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孙诒让在得到《铁云藏龟》后，不仅敏锐地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xìng，而且凭借自己精深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学学养，以精审的学术态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孙诒让科学地将甲骨文与六书相联系，从文字学角度对甲骨文进行考释和研究，他既考释出了许多甲骨文字，还研究了甲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随后便撰写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甲骨文研究专著。可同样遗憾的是，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孙诒让在完成《契文举例》一书后，遂在不足耳顺之年即光绪三十四（公元１９０８年）悄然逝去。于是，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又落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的身上。
很显然，罗振玉要比王国维早接触到甲骨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罗振玉在刘鹗家首次目睹其收藏的诸多甲骨时，便肯定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一种罕见的文字，故有促使后来成为亲家的刘鹗选拓出版《铁云藏龟》之举。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罗振玉因为在兴办教育上所取得辉煌成就而奉调朝廷学部任参事后，便开始了他大肆搜购甲骨的征程。其中，罗振玉除了接受亲家刘鹗病逝后的一部分甲骨外，他还指派弟弟罗振常及其妻弟范恒斋前往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村民手中直接收购。据说，罗振常和范恒斋在小屯村曾一次收购甲骨多达两万余片，运回北京后即便淘汰了其中由村民伪造的大部分外，罗振玉这一次也得到了３０００余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大肆收购后，罗振玉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拥有甲骨多达数万片，这是王懿荣和刘鹗两人生前所不曾见识过的。而罗振玉所藏甲骨数量之所以达到之最，在于他准确地将甲骨的出土地锁定在了小屯村，此前的王懿荣和刘鹗始终没能探知这一秘密。罗振玉之所以解获这一秘密，除了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中得知外，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当年刘鹗为甲骨划定为殷商的断代之功，因为随后罗振玉以自己的学识将甲骨出土地与《史记》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小屯村恰恰就在洹河边上。由此，罗振玉不仅准确地将将甲骨出土地定位于这个小屯村，还确定其为中国历史传说中极为辉煌繁盛的朝代殷商的都城遗址，这一贡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不过，罗振玉收购甲骨鼎盛之时，恰逢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于是，罗振玉不得不将多年来收藏的大批图书、古器物及数万片甲骨一同运往日本，从而开始了他潜心对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之所以说从这时开始罗振玉才得以潜心研究甲骨文，是因为此前他不仅已经对甲骨文有所研究，而且还撰写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而且多达２０卷的《殷虚书契》（前编）也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春全部杀青，但这期间他还有诸多政务要处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同年１１月２７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东渡日本避风后，就在王国维开始回归国学沉浸在撰写前文中介绍的那些振聋发聩著作时，罗振玉则完全痴迷于甲骨文的研究里，而且一些高水准的相关学术著述接连出版。诸如，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完成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考出甲骨文字４８５个，另收录待考文字１００３个；诸如，同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堪与《殷虚书契》（前编）相“并行”；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正月为纪念老友兼亲家刘鹗，遂将其从刘鹗处接收的那些甲骨拓片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一书；诸如，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完成的《殷虚书契》（后编２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虚书契待间编》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振玉痴迷甲骨文研究的注脚。
与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相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因为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释读，而王国维则以甲骨文字为切入点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的体现。不过，在谈及《殷周制度论》之前，似乎还可以回顾一下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文，因为他曾在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提出应用甲骨文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带来的益处：“此书（即《明堂寝庙通考》）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另外，王国维于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完成的《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同样是以其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并参阅大量典籍，对甲骨文中出现的龚、孟、雍、亳、曹、祀、载、雇这八个地名进行考证，这些贡献都不容忽视。而最不能忽视且还引发一场学术著作权归属问题公案的，则要属上面提到的罗振玉那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了。那么，《殷虚书契考释》是怎样一部著述，它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占有怎样的重要地位，王国维在其中有何贡献，又为何会出现著作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呢？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距离国学大师孙诒让撰写出版《契文举例》已经整整十年了。然而，社会上对于甲骨文是否属于文字还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另一位学高名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不仅坚决不承认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文字，还撰写了《理惑论》一文对开展甲骨文研究表示明确的反对。由于章太炎在学术和政治等领域里的崇高声誉，他的观点使许多人对甲骨文产生怀疑，以致还有人就此对活着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展开攻击。正是在这种社会和学术形势下，罗振玉不仅感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甲骨故研究甲骨文责无旁贷，而且也深“感庄生‘吾生有涯’”之叹，遂发愤要撰写出一部足以扭转人们对甲骨文持有否定和怀疑观点的著述。于是，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