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合理答案。
当然，王国维的随大流应该有不同于普通民众之处，那就是他当时毕竟是已经具有超前学术思想的伟大学者，学术作为他的事业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当时，也许他还没有要拯救整个中华国学的宏大远景，但学术自觉xìng还是要比一般学者强烈且敏感得多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没有随同罗振玉前往日本避风，他在国内那几年异常混乱的状态下，不敢肯定地说将是一事无成，但起码不会有在日本那相对安静的环境里，与罗振玉共同创造出那么辉煌夺目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有识之士应该不会有异议吧。试想，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哪些方面，试想留在国内哪里能放得下他一张宁静的书桌，试想国内哪里又能为他敞开多达５０万册的图书资料和数千件珍贵的古器物，试想哪里有像罗振玉那样学识鸿博且对王国维极为器重的学术先导和同道，试想哪里又有像罗振玉及日本友人那样极力帮助王国维解除生活之忧使其能够尽可能地安心学究呢……面对所有这些试想，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再一次设身处地地为王国维想一想，也许以上那些无端的揣测会从脑海中遛走。
赶走了脑海里的这些无端揣测，我们才能纯净而大度地接受王国维在日本的又一次学术转向，或者明确地说是回归国学，因为王国维毕竟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虽然他对西学曾经有过非常热切的迷恋，也曾自述过他的独学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开始的，但“善自命题”的王国维每一次学术转向都获得了成功，而成功之后他又都会极为潇洒而坚定地走向另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几乎从来也不曾向以往挥手作别，这就是王国维，这就是王国维之所以成为王国维的理由，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将成为无用功。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纠缠在这些无用功上，还是跟随王国维的足迹徜徉在他初到异域日本的那段生活轨迹好了。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这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三次踏上东洋日本国的土地，更是他全家人近五年流寓异域艰难生活的开始。当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这还是王国维回归国学的转折期，也是他学术生涯又一个辉煌期。在重点解说王国维回归国学并在国学研究领域创建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述其在日本期间的生活概况，虽然困顿和窘迫是生活的一个主色调，但回避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初到日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都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带的田中村，罗振玉一家住在山下，王国维和罗振常、刘大绅三家住在山坡上。这是一处环境幽静、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几家人初居一起倒也热闹，对此罗振常的女儿罗庄后来回忆说：
西京四面皆山，旧称山城国。初居田中村，再移神乐冈。其地风景幽胜，气候适中，小楼一楹，仅堪容膝，而纤尘不染，席地凭几，犹然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晖夕yīn，奇瑰不可名状。绕屋则溪流如带，日夜潺。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媪童稚，隔篱呼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
在这里，罗庄除了告知我们当年王国维等人初到日本田中村时，过起了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外，还透露其称呼王国维为“姻丈”这一信息。关于罗庄对王国维的这一称呼，是缘自后来即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５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迎娶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一事，再后来罗王两人正是因为儿女姻缘之故而走向了决裂，这是后话。其实，安居田中村不久王国维由于家口众多，与几家人同住实在不太方便，便先后有过三次搬迁，最终定居在神乐冈净土寺附近的一处住所里，这里距离罗振玉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在此购地自建名为“永慕园”的别墅不远，便于两人之间jiāo流和切磋学问。
当时，王国维确实有一个大家庭，其成员除了王国维夫fù俩人外还有四个儿子，即长子潜明、次子高明、三子贞明，以及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９日由继室潘夫人所生的四子纪明（字季耿），还有男仆冯友和女仆“钱妈”二人，如果王国维的长女明珠不是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出生仅七个月而殇的话，这时王国维全家竟达八口人之多。试想，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家庭，在异域他乡要维持近五年的正常生活，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这五年间先有老朋友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后又主编《国学丛刊》得每月薪水２００元，另外担任《盛京时报》特邀撰稿人约定每月薪酬３０元，而这些都不是保持全家人生活稳定的长久之计。例如，最初依靠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这毕竟不是王国维所愿意接受的；例如，主编《国学丛刊》，这是罗振玉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创刊的一份学术刊物，随后因辛亥革命而被迫停刊，在日本复刊则是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时候的事了；再如，通过朋友介绍担任由日本人一宫房治郎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撰稿，那约定的每月３０元报酬并没能按时支付。所以，当王国维后来返回浙江海宁祭祖时，他首先想到在上海谋求一份职位，以便摆脱在日本过那种毫无定数的落魄生活。这也是后话。总而言之，王国维流寓日本近五年间的生活，远没有在北京那段时期过得安逸和舒适。而正因如此，对于王国维在那种生活景况中竟然取得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于是，我们就此走进王国维在日本回归国学并创建辉煌的那段岁月，一同来体味这位国学大师顽强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学术魅力。
其实，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初到日本时，并没有想到会在异域他乡居住近五年之久，他们本打算只在日本暂避风潮，等国内局势平稳后便回到自己的祖国。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刚到日本田中村安顿下来，罗振玉便只身一人乘船经大连返回了北京。而当他探知清王朝的覆灭只在朝夕之间，而革命成功的形势则日益明朗的消息后，便于十多天后又回到了日本。既然短期内回国无望，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便开始作长期流寓日本的打算，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整理罗振玉那大批因为长途搬运已经混乱不堪的书籍和古器物资料。于是，罗振玉邀请王国维与他一起每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清点、整理自己的那些藏品，经过两个人近三个月的精心整理，终于使杂乱无序的藏品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类和准确的数目。面对数量惊人的这些藏品，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很震惊，因为仅仅藏书就多达五十余万册，另有古器物及其标识拓本数千件，以及上万片极为珍贵的甲骨。这个藏品的数字，既是罗振玉第一次清楚自己藏品的家底，也是王国维第一次得知并见识罗振玉拥有如此丰富之藏品。确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藏品数，简直就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私人图书馆和博物馆。
对于罗振玉如此丰富藏品的由来，王国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北京那几年间，他目睹罗振玉整天东奔西忙，到处搜购珍本善籍与古器物，几乎将全部的薪水和多年创办学社、刊物所赚之财及部分家资，都投入到了古籍善本和文物的搜求中。特别是政治敏锐、学养深厚且具有很强经济意识的罗振玉，当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朝廷即将覆灭的信息时，更是利用其在朝廷学部任职的便利大肆搜购流散民间的珍贵藏品。例如，当他得知儿女亲家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猝死后，便颇具远见地接收了其收藏的数千片甲骨，随后还果断地派弟弟罗振常和女婿刘大绅（即刘鹗之子）专程前往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向村民收购，使其拥有的甲骨数量居世界学术机构和个人收藏之首，这就是随后成就“罗王之学”的重要的资料积累，这还是后话。
就在王国维和罗振玉每天钻到京都图书馆整理藏品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改朝换代，小皇帝溥仪在其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宣告下退位，而中华民国则在南京宣告成立，但就此中国也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混战之中。国已不国，国学何存？远在异域日本流寓的王国维，以其自觉而强烈的学术意识感到自己应该回归国学，为已经被纷乱新学搅扰得濒临破碎的堂堂国学尽一份中华学者之责。确实，王国维在日本撰写《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戏曲学术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对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考虑，并不是人们习惯或一味引用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所标榜的那样，王国维转向国学研究完全是因为罗振玉之劝导所致。众所周知，此前王国维有过多次学术转向，不仅每次学术转向都不太相关，而且每次却又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就是同时代和后世学者一致赞叹的王国维“善自命题”的学术大师的卓越非凡之处。所以，笔者主张我们今天在肯定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回归国学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帮助的同时，最好还是不要夸大其辞或过分强调这一因素，当然也不能抹杀罗振玉影响和帮助之功。
另外，王国维回归国学更不是有些人刻意牵强的那样属于“整理国故”以怀清室，并举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创作七言排律《颐和园词》和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创作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之例为证。对此，王国维曾就自己的《颐和园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事，在致信日本友人铃木虎雄时说：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族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命之由，及其所以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明白，他虽然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之朝廷的覆灭表示关注，更对全体民众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关切，并不是包括铃木虎雄在内的那种“怀旧”之说。至于随后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虽然有缅怀清室皇太后之意，但依然是《颐和园词》内涵的一种延续，绝对不是有些人妄自扣在王国维头上那顶“清朝遗老”帽子的噱头。其实，我们的读者只要贯通王国维诗词创作历程，特别是联系他此前创作的《咏史》二十首，便不难明了王国维这两首诗依然属于“咏史”系列。关于这一chā曲，不多赘述，下面我们还是从王国维转向国学的第一篇著述《简牍检署考》开始，来解析其流寓日本期间所取得的辉煌国学成就吧。
第十六章
回归国学
确实，王国维回归“国学”的征途是从《简牍检署考》这一著述正式开始的。
所谓国学，泛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一定要为其下一定义的话，还是借用钱剑平先生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在上海讲授《国学概论》中的总结好了。钱剑平先生说：
章老先生把国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国学的本体，其中分为经史、经典、历史。第二部分，就是治国学的方法，其中分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等等。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涵盖的面是相当大的，所以，它归纳起来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显然，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初春完成的《简牍检署考》，名副其实属于国学范畴的一篇著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篇学术著述，王国维又为什么要以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国学大门呢？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牍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简即竹简，牍即木片，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工具；检，就是用来盖护简牍的封板，相当于现在书册的封面；而署，则是封板上书写的文字记号。在考证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参阅中国历代学者所著相关之论述，相互比对，校正舛误，还参照法国和日本等学者对中国书册制度所进行的考释文章，检索其中缺漏，纠正谬误，尽量使自己对中国书册制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随后，王国维又利用罗振玉“大云书库”中所藏在北京时从匈牙利汉学家斯坦因当年于中国新疆天山及敦煌等地盗掘所得的汉简拓片，对以上相关著述和史书中关于书册制度的点滴记述进行验证，这种利用底下发掘实物比照文献史料记载的治学方法，也就是后来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一改中国学者以往只习惯于在史籍中梳爬之习，从而开拓了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途径。
另外，王国维在这篇学术著述中还首次运用乾（隆）嘉（庆）学派比较科学成熟的“分类考证法”，分别对简、牍、检、署进行单独考释，再加上王国维从西学中掌握的逻辑法，使其这篇学术著述要明显比以往相关著述具有科学xìng。所以，当王国维刚一完成这篇著述，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便及时将其翻译成日文，分三期连载于由其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随即赢得了日本汉学界的一致好评。而当中国学界得见这一著述时，不仅给予其高度评价，还对王国维学术转向表示关注。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罗振玉在上海拜访学界前辈沈曾植时，他就指着桌案上王国维的这篇《简牍检署考》评价说：“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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