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了４３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对于王国维这部《宋元戏曲考》的价值和贡献，近一个世纪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评价之高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梁启超于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又如，郭沫若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１９４６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正如梁启超和郭沫若所言，因为有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戏曲不仅成为了专门之学曲学，而且在当时还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吸引诸多中外学者投身其中，使千年来被文人雅士一直视为“下里巴人”的戏曲，不仅有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标志xìng称谓，如今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已经成长为一朵奇葩香花。而为了这朵奇葩香花，王国维辨识、发现、栽培和促使其根深苗正快速成长开花的巨大功劳，在中国文艺研究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应该的，也是名至实归的。
不过，在王国维埋首中国戏曲研究中时，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使纯粹学者王国维看不到一点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躲避风潮。如此，下面我们不能不回首来记述王国维在此期间的遭际，因为这对于王国维个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斑驳历史。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阳春４月，王国维携全家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中。诸如，自这年８月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完成的《词录》、《戏曲考原》、《曲录》、《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撰写的。随后，如果中国不是bào发了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那场武装起义，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著述，同样要在新帘子胡同王国维那自名为“学学山海居”的小书房内完成了。
不过，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中，别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和被动卷入其中的被革命者不得安宁，就连积贫积弱的全体国民也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木偶一样，整天生活在毫无希望和目的的混沌中，至于像王国维这样不问政事的纯粹学者，又有几人能如他那样为了学术而心如止水呢？其实，躲在“学学山海居”里的王国维并不能安居其中，否则他也不会在那场风暴掀起一个月后便仓忙地流寓到异域日本。自此，关于王国维近五年在日本的流寓生涯，一种“遗民出亡”的观点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那么，王国维流寓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和往事呢？
第十五章
异域避风
在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这三年多时间里，统治中原两个多世纪的满清王朝实在是多事之秋，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促使其呈现出了一种大厦将倾的态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囚禁在中南海孤岛瀛台上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第九代皇帝爱新觉罗载，在涵元殿那一席冷硬孤寂的铺板上撒手西去了。其实，说光绪皇帝是撒手西去似乎有点不太确切，因为他的心里满含着悲愤、仇恨、无奈和惨绝这诸多种情感。事出千古罕见之巧，就在光绪皇帝猝死瀛台不足２４个小时，他的母后、政敌、实际执掌满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亦寿终正寝在紫禁城的仪鸾殿内。这个时候，距离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不过半年，而距年龄只有两岁多的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当皇帝还不足一个月。
将一个人口多达数亿、土地面积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政权，jiāo给一个年仅两岁多的孩子来管理，至今想来还都觉得是一件极其荒唐而滑稽的事。不过，面对这种极其荒唐而滑稽之事，我们的祖先早已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或行之无效的方法，那就是由一位或几位大人摄政或听政，代替这个孩子来行使皇帝的权力。当历史将国家政权jiāo给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孩子时，他的父亲载沣便义不容辞地充任了这个角色，虽然他是一个胸怀大志却行权无术之人，但是因为不甘心或还对自家王朝还怀有一种幻想，所以他总是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将倾的政权大厦稳固起来。在这位自命不凡摄政王的种种努力中，有一件事办得还是干脆利落且非常明智的，那就是于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罢免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一代jiān雄袁世凯。不过，手握北洋军权且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不仅深谙韬光养晦之计，而且对于权力时机的把握几乎从未失算过。于是，中国的这段历史便围绕着袁世凯与清朝廷及已经兴起的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展开了。当然，直接对王国维流寓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时还在日本的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而事件的起因则要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说起。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以前的十年间，清王朝已经经历了近千次饥民bào dòng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特别是这年４月由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响亮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月后，当四川民众组织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起“保路运动”时，清朝廷妄图以血腥镇压来维持其无道的统治。于是，当四川总督赵尔丰于这年９月７日在总督署门前qiāng杀“保路同志会”的请愿会员时，一场起义新军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场武装斗争中，使王国维真切感受到事态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直接提携王国维进入清朝廷学部就职的学部尚书端方，在受命率军前往四川镇压新军途中被起义军杀死；二是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时的顾主、这时已经逃难到天津筹办《刍言报》的汪康年，当他得知四川这一严重局势后竟然突然中风猝死。如果说当王国维得知这两件事时使他颇感震惊和困惑的话，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局势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不能不让他考虑自己及家人将何去何从了。
确实，随着四川局势的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人民bào dòng简直比雨后春笋还要蓬勃。特别是这年中秋节刚过的湖北武昌，一场由革命文学团体和共进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于１０月１０日迅速占领湖广总督署，随即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朝廷的管理。接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有１４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已经是土崩瓦解。大厦崩颓，势不逆转。辛亥革命的成功来得过于突然，突然连领导者孙中山还没有回国，突然得使广大民众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失去已经依傍了两千多年的主子皇帝。对此，早已拥有这种根深蒂固民族习惯的中国民众，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流窜，bào dòng起源地江南的民众向首都北京方向逃难，而北方民众则纷纷前往江南避祸，乡村里的人们大量涌进城市，而城市中的豪门则迅速往乡村疏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最安全稳定的。其实，这时全国各地都一样，都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而随着人们毫无希望地到处乱撞，使这种无序状态变得更加混乱。
面对全国如一锅乱炖的稀粥，王国维本想返回老家浙江海宁暂避风潮，但这时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价格已经疯长得十分惊人，即便如此，谁要想买到这样一张比平时高出数十倍的船票，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家口众多而余资日少的王国维呢？与王国维同样愁眉不展的还有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不过罗振玉的发愁与王国维有所不同，他既担心自己身为清朝廷四品大员是革命党革命的对象，又为家中收藏的大批书籍和古器物而担心。所以，当罗振玉找到“学学山海居”与王国维共商将前往何处避难时，他显得比王国维还要急迫。然而，就在两位老友一筹莫展时，昔日跟随罗振玉在武昌农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等地任教的日本友人却从东洋彼岸发来了邀请的信息，其中还有日本本愿寺一位与罗振玉素昧平生的老主持大谷伯光瑞，竟派遣该寺在北京的一名僧人专门找到罗振玉，表示说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处住所jiāo给罗振玉全家居住。
另外，不久前返回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的老朋友藤田剑峰，在临行前也极力劝说两人还是到日本暂避风潮为宜。面对日本友人的盛情邀请和善意规劝，再看看身边如鸟兽散的朝廷官员及旧日友人，特别是国内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严峻形势，使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还是先到日本暂避为好。当然，当罗振玉得到日本友人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而且还特意在京都大学为其收藏宏富的藏品及图书腾出了图书馆的消息后，这就更坚定了他先到日本避风的决心。
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罗振常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字季缨〈英〉，刘鹗之子）四家二十多人，终于在天津乘坐上“温州丸”号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这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津大沽口的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但“温州丸”号千吨商轮内却有些燥热，而燥热源则是来自船内同往日本避祸的拥挤不堪的中国的官宦和富商们。当时，由于罗振玉身居高位且是日本学界极为推崇的中国国学的顶级人物，所以船长竟将自己的卧舱让于罗振玉一家居住，而王国维等三家人就只能一同拥挤在货舱内。历时七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他们终于在当月２７日安全抵达日本的神户码头。走出船舱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都感到极为感动和意外，因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剑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和富冈深藏等教授们，竟然共同出现在了神户码头上，原来他们是专程从京都赶来迎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的。随即，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被日本友人安置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预先准备好的房屋内，然后又驱车来到京都狩野直喜教授家中，接受他们夫fù早已安排的丰盛欢宴。就此，王国维和罗振玉开始了他们虽然是流寓异域的生涯，但也是他们两人学术合作最紧密、成就最辉煌的阶段。关于罗王学术合作留待下面两章详述，现在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前往日本避风的真正动因进行解析，因为这是多年来人们揣测较多且最含混不清的一件事。
按说作为清朝廷学部一不入流的小职员王国维，他不仅不具备被革命党革命的资格，也没有罗振玉那大量珍贵藏品之忧，更没有罗振玉到日本后衣食无忧的丰厚家资，那他何以要随罗振玉一同到毫无生活保障的异域他乡日本去避什么风呢？确实，对于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前往异域日本避风一事，社会上至今还留有多种揣测，诸如忠于清朝廷而不愿接受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为了潜心研究和振兴中华传统国学，诸如多年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已经难以舍弃，诸如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和罗振玉规劝暂避一时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王国维前往日本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其实，就像笔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要想准确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否则所有的揣测只能算是揣测，而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科学分析。上面我们说过王国维前往日本时，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一块宁静的天空，到处都处在混乱无序的混沌中，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那些少数顽固派却依然在作着垂死挣扎，而革命烽火则风起云涌，其中还有像袁世凯这样的投机者也是蠢蠢yù动，多种势力的含混jiāo织，尔虞我诈，再加上良莠不齐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新观点的恣肆泛滥，不仅使普通民众无所适从，就连朝廷诸多高级官员、革命党人和投机者也是不辨东西，更说像王国维这样不问世事的学者了。于是，在全体国民纷纷南逃北窜的形势下，诸多官员和豪门望族也都卷入到逃难的洪流中，而生存在这种状态里的王国维又能有何卓尔不群的表现和作为呢？虽然王国维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常常会出人意料地一鸣惊人，但他对生活却是一种罕见的不敏感和无能力，这一点不仅了解他的人非常清楚，即便一无所知者通过以上文字的阅读也多少会有所感受。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那种状态下时，王国维采取随大流的行为并不值得过分去讨论和探究，虽然我这种将王国维在生活上归拢于普通人行列的说法，在今天一定还会遭到那些将学术大师“异化”者的强烈反驳，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替王国维想一想，他当时随大流的做法又有谁能避免呢？当然，如果这些习惯于将学术大师“异化”的人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反问我的话，那我也只能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来回答了，虽然这种回答也许有一种巧妙或狂妄的嫌疑，但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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