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而余嘉锡后来在其《书册制度考》中也认为：“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册之制大明。”由此可见，王国维这篇著述在国学界影响之深重，同时也表明他回归国学的成功。
那么，王国维回归国学所作的第一篇著述为什么是《简牍检署考》呢？在这里，我本没有要将其与裴文中、贾兰坡发掘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和建筑巨人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等对中国人具有重大意义相类比的初衷，但如果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中，又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原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就借助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雄厚的经费保障，开始潜入中国西部的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多年“考察”所获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极为罕见的两汉魏晋简牍近千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当斯坦因将其在新疆天山和甘肃敦煌等地发掘所得诸多文物运抵北京准备转运到英国时，王国维曾随同罗振玉等人特地前往斯坦因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居所观看。两年后，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又在北京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卖的大量文物，其中也有多达七百余枚的极为珍贵的简牍和帛书。而这些发掘于中国的汉代简牍，随后被斯坦因运回欧洲，并jiāo由他的老师法兰西学院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此之前沙畹教授已经出版了他的《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的著述，而日本汉学家岛田翰也有关于中国书册制度的著述《书册装潢考》问世，虽然这些著述没能详尽考释中国书册之真正源流，其中疏漏和舛误也较为明显，但他们毕竟对中国书册制度方面的学问已经有了觉醒并取得了初步成就。所以，当王国维早在清廷学部图书编译局就职时，他便开始对中国书册制度予以留意，而随着他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大功告成，而今流寓日本又有了专心做学问的大块时间，以及罗振玉“大云书库”丰富藏品所提供的资料保障，他终于得以完成这一著述的愿望。于是，当王国维第四次修改《简牍检署考》定稿后，曾在自注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岁暮，闻法国沙畹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简牍，因复写一本遗之。”第二年，这位沙畹教授将其考释中国简牍的著述未成稿也回寄给了王国维和罗振玉，其中多有采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中之观点和论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王国维之所以要将《简牍检署考》作为自己回归国学第一篇著述的真正动因，但他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学术民族意识和学术爱国情感，我们似乎不该有丝毫怀疑的理由，这一点我想读者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与《简牍检署考》堪称姊妹篇的，还有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辑成的《齐鲁封泥集存》。这年１月，罗振玉以日本友人的名义在田中村净土寺旁购买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幢别墅，其中整个二楼用来存放从京都图书馆搬迁而来的那些藏品，罗振玉为其起名为“大云书库”，楼下的一间书房内并置有一大一小两张书桌，那是罗振玉和王国维日常著述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两位学术大师朝夕相伴，同学共进，彼此在学问上都取得了别人难以比肩的辉煌成就。在王国维所取得的诸多国学研究成果中，《齐鲁封泥集存》也许不算是得意之作，但其治学途径实在值得赞叹。
所谓封泥，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jiāo叉处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火漆或现代封条的“封泥”，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试想，简牍本身就极易腐烂损毁，保存数量极为罕见，而封固简牍的泥块就更是难以留存了。另外，在难以留存的封泥上，一般只有寥寥几个字作为标识，没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极难明了其中深意的。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辑成这样一部偏门著述呢？
其实，很早就对封泥予以关注且着力收集相关资料的，并不是王国维而是罗振玉。至于罗振玉是什么时候知道封泥的已经无法说清，但引起他兴趣的则无疑是一位名叫刘燕庭的人，根据道光二年（公元１８２２年）在四川首次出土那６枚封泥所拓成的拓片。随后，罗振玉不仅搜集了诸如由吴式芬与陈介祺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关于封泥的专著《封泥考略》（１０卷）等，还曾从亲家刘鹗处亲眼目睹了其收藏的百余枚封泥真品，这些都更加拨动并强化了罗振玉的学术敏感xìng。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当罗振玉沉浸在整理敦煌古书和殷墟甲骨文考释时，他鉴于王国维拥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学养，便邀请他帮助整理“大云书库”中所收集的封泥拓本。毫无疑问，罗振玉不仅明白这些封泥拓本的学术价值，更清楚由“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加以整理，一定能发掘出其中别人难以发现的学术价值，这就是王国维作为具有独特眼界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果然，王国维在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封泥拓本或拓片细致整理后，又对照《封泥考略》所录８４９枚汉代封泥图式，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所零星收录的封泥图式，不仅发现其中疏漏者很多，而且有些考释也是舛误的。于是，王国维按照《汉书》表系编次，开始对《封泥考略》所缺而“大云书库”所藏的封泥拓本和拓片，进行重新编次和整理，随后将其“付诸精印，以行于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与《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邃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学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史书资料而没能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秦汉历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对于自己在封泥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由此所进行的研究，王国维自己也很满意，如他在这篇序言中说：
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而无待赘言也。
诚如斯言，王国维回归国学后所编撰的《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这两篇著述，不仅引领该领域学术研究之风骚，而且随后所取得的一系列国学研究成果，也是辉煌连缀，耀人眼目，例如下面将要解析的《流沙坠简》。
其实，《流沙坠简》与以上介绍的两篇著述堪称是“姊妹三花”，而这一朵“花”应该说更加芬芳隽永，耐闻耐看。说起这朵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培植的隽永之“花”，其起因便来自上面提到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和那位法国汉学家沙畹，以及由沙畹对斯坦因从中国掠回的那些汉简所进行考释写成的未刊行一书。当沙畹将其对９９１枚汉简考释的未刊稿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后，罗振玉立即让其第三子罗福苌对这部用法文撰写的著述予以汉译，随后与王国维一同对其进行“拜读”。细致“拜读”完这部由外国人考释中国汉简的著述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都深感遗憾，这不仅因为记载了中国汉代边郡历史且出土于中国的文物，竟然流失国外并由外国人率先撰写了考释文章，而且由于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该著述中舛误比比皆是，这实在不能让罗、王这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良知的大学问家等闲视之。于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对由沙畹撰写的这部还未能刊行的著述重新进行考订，以还“流沙汉简”原本充满魅力的真实面貌。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１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畹所写《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所收录９９１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５８８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要负责其中与小学、术数、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垦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流沙坠简》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关于这部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学术大师相识１５年来首次合作完成的著述之成书经过，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稿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见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Ｍ．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访古于我国和阗（Ｋｈｏｔａｎ），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Ｅ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斯氏“和阗故迹”（Ｓａｎｄ－ｂｕｒｉｅｄＲｕｉｎｓｏｆＫｈｏｔａｎ）中。第二次所得，别为专书，于癸丑甲寅间出版。此项木简中，有古书、历日、方书，而其大半皆屯戍簿录，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影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于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４月完成的这部著述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中国史地两学所创获的主要贡献，正如罗振玉在《流沙坠简序》中所说：
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弟，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由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事之缺遗。
试想，罗振玉以上所列几项考释，其中任何一项都对今天人们认识和了解汉代历史及相关地理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何况仅在这一部著述中竟然囊括了那么多的创见呢？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非凡意义的著述，王国维在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写给国内好友缪荃孙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满意的心情：
岁首与蕴公（即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观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此。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王国维在信中所说的“创获”，即罗振玉在序言中所指考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汉代设置烽燧的地理方位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职责、出西域分两道地点不在人们习惯认为的玉门和阳关而在楼兰故城，以及魏晋长史的办公地和部尉官员相互统辖与职责等等，实在是“创获”累累。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著述，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这样评价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由此可见，《流沙坠简》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仅仅凭借数百枚的汉简就撰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著述，如果王国维哪怕多活两三年的时间，从而得见在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至民国十九年（公元１９３０年）间于甘肃居延地区（今归属内蒙古）出土的多达两万余枚的汉简时，那他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不可思议的“创获”呢？
伟人已逝，叹憾何为？
对于王国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诸多“创获”，许多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有此惊诧，在这里且不说王国维原本国学根底深厚，更不必强调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敏锐头脑的学术天才，只要简述他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这一年间的读书轨迹，便不难发现王国维以上“创获”竟来自于他超出常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那么，王国维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间主要阅读了哪些书呢？
对此，王国维在同年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十三经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参校者……”由此可见，王国维这时阅读的竟然是他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且对于清代大学者阮元这部流传极为广泛的校注著述，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关于“十三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读者不妨翻到第二章重新检索，便可见那可不是一部两部书，而是煌煌十三部数百卷儒家经典，而王国维也不是一目十行大略浏览，而是细细对其进行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