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确否。[37]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七－三一二）年间，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他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浴，笃信弥繁，法敦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昭提栉此，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利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梯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后来到了孝静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馀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见前），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稼（老），艺黍於双□。《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寮廓，锺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后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yín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於佞佛无关。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托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炫之名。卷末说：
杨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於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当作勒）。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善良动机，和他排佛的卓越见识。原来杨炫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后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榨取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能成功的。“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剥削为活，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同属於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於裴延、李崇、李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而同於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服务，还怕“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后世一切人。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著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著述”。他说：
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地点，都很正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xìng，这是可能做到的吗？伽蓝那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於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既近“lún叙”，又算“该博”。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后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38]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后[39]说：
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馀不复备论。
杨炫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侩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后来僧传的记载[40]可以相信。读了佛书不被迷惑而又排斥佛，这就更足以证明他的“高识”。
五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前人对於洛阳伽蓝记的评价实在不多，而且都很简略。除了刘知几《史通》提及这部书仅从某类史书体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从历史和文艺两方面来说的。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
魏自显祖好浮屠之学，至胡呔唁而滥觞焉。此《伽蓝记》之所繇作也。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己也。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迹之属》里说：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炫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故迹，以成是书。其文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见《魏书毛之传》，秦人事用此书赵逸一条。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郎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於说诗，为是书之瑕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杨炫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阙，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已也。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来试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卷二，明悬尼寺条，说：
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炫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
杨炫之难道不知造桥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为不应该穿凿误载，贻误后学，可以见他要求记载正确的严肃态度。同卷建阳里东有绥民里条，说：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馀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於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主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舆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逸此言。
他借赵逸的话骂尽永嘉以来二百多年史官，史书“皆非实录”；当今文人所写墓碑墓志，“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要是他也在被骂之列，“逸此言”，我想他不会备记赵逸的故事和言论。要不是当时确有赵逸其人，他不会“凿空”；刘知几论史那样严刻，也会引据他说的赵逸一事，《四库提要》说的不错。史书要做到“实录”，谈何容易，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自刘向扬雄博极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早就为历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模范。我们对於历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谨严。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正是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其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记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作者却不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好此一发牵动全身，全身系於一发。这一兴废当然和洛阳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有关。而洛阳的盛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巧单从当时佛教寺塔的兴废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盘地反映出来。总之，这部书主要地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当时洛阳这个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又同时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上军事上的许多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四夷关系，都有涉及，尤其是颇为翔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印间的jiāo通；反映到了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祸乱迭起，迄无宁日，至於灭亡。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这是它的最大价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的缺失，《通鉴》就曾采用了一些。还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关於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这在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jiāo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失传，就靠这部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一个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过秘书监一类的官，熟习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曾有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了解现实，而又重视民间口碑，重视历史遗迹，我想他对於史料的搜集未必这样丰富，对於史料的组织未必这样完密。就提供史料来说，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关於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六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再，单就这部书的文学价值来说，我们已说过这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学，可算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现在不妨把它作为游记小说来读，作为特写或报告文学来读。作者在北魏末年重游乱后残破的洛阳，首先引起他回忆和注意的是先前壮丽繁多的佛教寺塔。他历游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采摭见闻，写成五卷。写时既以佛教寺塔为中心，重点突出，又多用注释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觉他是写游记。当他寻访佛教寺塔，十不存一，凭吊遗迹，枨触万端。佛法无灵，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宫殿，公侯第宅，以及繁华大市，大都成为废墟，更不必说了。作者胸中有无限的感慨，笔下有极大的魄力！
固然这一部书可以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小说来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一大篇小说之中还含有无数杂事短书的小说。因为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有的寺还有和它相关的神话或异闻，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的来看，作为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来读，它是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而来的产物。宋代修纂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录了不少则，这且不必引来作例。最重要的是在它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到唐宋传奇小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它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即是说，由这一类小说的初级发展到高级，它完成了经过中级发展的一段任务。我们如果不读《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由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忽然跃进到唐宋傅奇一类的小说？好像动物或生物由幼稚忽到成熟而不经过成长期是很难理解的一样。现在这里就从《洛阳伽蓝记》摘录几则这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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