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jiān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6]之后，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7]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后来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己下”。[8]《通鉴》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9]这当是由於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致，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诰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於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於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yín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於道教佛教间的斗争，同时也由於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yīn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10]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炫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下《修复佛法诏》[11]说：
夫为帝王者，必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济益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xìng，排斥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lún，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物多有。jiānyín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於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yù为沙门，不问长幼，出於良家，xìng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统治有害的一面。拓跋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xìng”，於人民起了麻醉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年》，沙门统“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12]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岗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既於“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於五缎（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13]其子弘，献文帝，又於天安元年（宋明帝刘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馀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14]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馀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15]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三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16]“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17]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18]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后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19]“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20]“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21]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二一－五一五），[22]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3]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八公元五），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寺石窟，於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24]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她因略通佛义，[25]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二－五一七），於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馀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数甚众。”[26]虽说当时对於出家，对於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27]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28]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29]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臣单从儒家观点，或逞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30]这时李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於灵太后，罚金一两。[31]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32]这些迁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宜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33]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
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34]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后表谏不可扰民。后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稳，莫不宝惜。步骑万馀，来去经践，驾辇杂，竞骛jiāo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喧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敞。自近及远，jiāo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35]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互费於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味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遗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36]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馀悉城郭之外。”yù令永遵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yù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一兀五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后，yù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此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遣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利，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yù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此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谊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yīn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自魏有天下，至於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
四杨炫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作者杨炫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炫之撰”。书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炫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如是而已。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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