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氏说：「怀氏White的实测图，北面的城门，只有一个，而东城墙的北头却有一个旧门道的痕。这一点对於旧日记载并不附合，可能在北墙的东面尚有一个城门，东墙的北面并非旧的城门，而是洛阳故城荒废以后，人踏出来的道路。」他引水经注：「广莫门汉之门也。北对芒阜，连岭修。苞总山，始自洛口，西逾平yīn，悉芒垄也。」及伽蓝记：「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广莫门以西，至於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因说：「所以广莫门是对著北邙，和大夏门相并著的，因此决不能依照怀氏White的图中道路痕，定广莫门城东面北头的城门。」他就将大夏、广莫二门画在城西北与东北相等的位置上。按从劳氏所引的水经注与伽蓝记两段文字看来，只是说城的北面有二门，并未确指二门位置是相并的。因之，劳图北面二门的位置是「想当然耳」，并无若何根据。元河南志二引洛阳图经说：「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考水大夏门下，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水经水注）。若如劳图广莫门在东北与大夏门相并，则华林园却在城的北面（劳图位华林园在近西北隅大夏门旁），与图经所说不合。否则华林须划分二园，但从未闻有此说。所以劳图二门的位置颇觉不妥。本图将广莫门移近东北隅，与南面的开阳门遥相对。如此，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可以说通；White实测图城东墙的北头旧门道痕，位置亦相近，而与伽蓝记、水经注所记并不相悖。
己、铜驼街两旁，据水经注应有渠水夹行，劳图失画，本图据补。
五、城内外水道主要以杨守敬图据。
六、图内所记的各地名，悉以伽蓝记本书主，有些以水经注及元河南志补充之，皆用括弧（）标明，以示区别。
七、各寺名都用方框围之，省「寺」字，以便查览。
●附编四、《洛阳伽蓝记》表例
（一）「洛阳伽蓝记」原书乃是一部记述北魏拓跋氏王朝迁都洛阳后政治与社会的写实史籍，有很多材料可以补充正史。但因体例所限，读此书者有时感到记事分散，对于史发展的连续xìng关不易全面解。本表的编即适应这一要求，及便利省览之用。所辑材料全以原书限。
（二）本表综合原书内有年月记明或虽不记明而可考知的各文编成之。其他无法可考的，只好付缺。
（三）本表材料的编次，略定如后：
（甲）有明确年月记载者，依所记年月排次之。
（乙）无绝对年月记明，只称某年「初」、「中」或「末」者，可以考知的，则排次于考知之年月下；不可考知的，则次於相当的年数下。此类各条皆以一小圈○冠首标识之。
（丙）年月不记明，而有他事或他书可资参考者，则就他事或他书所记年月排次之。此类各条皆低一格，并以一小圈○冠首标识之。
（丁）原记年次有误，经考订证明者，则依照考订年月排次之，而明其说於附考栏内。此类各条皆低一格，亦以一小圈○冠首标识之。
（四）本表记事遵从原书体例以北魏主，魏分东西后，又以东魏主。纪年亦如之，并记南朝及西魏年次，以供参考。
（五）本表年次起讫，断自拓跋宏迁洛之年（太和十七年）至杨之重览洛阳撰记之时（武定五年）。
表（略）
●洛阳伽蓝记
杨铉之撰 韩结根注
《洛阳伽蓝记》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记载北魏首都洛阳佛寺兴衰的地方志，共五卷，作者是东魏阳（或作杨、羊）（音眩）之，北平郡（今中国中部河北卢龙）人。
东魏迁都邺城之后，在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他再到洛阳，看见当地遭受东、西魏战争破坏后，满目创痍，一副破败景象，感慨极深，所以写了这本书，回忆魏孝文帝元宏迁都后，洛阳的繁荣昌盛。由于他反对佛教，认为贵族的施舍浪费，以及国家对佛教的扶植影响了赋役收入和兵源，所以书中对寺院的华丽和贵族的奢华进行了大量讥刺。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jiāo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例言《洛阳伽蓝记》
一、本书分校与注两部分：校文附於正文下；注文别附於正文每章后面，用数目符号标明之。
二、本书传世刻本，我所见到的有下列各种：
（一）如隐堂本诵芬室与四部丛刊三编即据之影印（二）吴古今逸史本（三）绿君亭本津逮书本即用此版印，故与之实一本（四）汉魏丛书本王刻本（五）徐毓卿本不题刻书年月观其字体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六）璜川吴氏真意堂活字本（七）照旷阁学津讨源本（八）吴若集证本（九）洛阳西华院重刊集证本（一０）李葆恂重刊集证本（一一）唐晏沉本（一二）日本大正藏经本（一三）四部备要重印集证本（一四）张宗祥合校本一九三０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这些本子，各有长短。据内容分析，汉魏丛书本、徐毓卿本源出於吴本，学津讨源本源出於绿君亭本，西华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备要本源出於吴若本。吴若本虽出於如隐堂本，实际他据的是钞本，因此与如隐堂刊本有些不同。真意堂本则出於曹炎志校旧钞本。归纳起来，可以合五类：一一类，二、四、五一类，三、七一类，六一类，八、九、十、十三一类。来公认如隐堂本最古最善，所以决定用它作底本，而以吴本、汉魏丛书本（汉魏本实出於吴本，因各校本多引以据，就不嫌重复，列在吴本后）、绿君亭本、真意堂本、吴若集证本作主要校本。其他本子如有重要异文，亦标出。
至於唐晏沉本、大正藏经本、张宗祥合校本皆不专主一本，从各本中择长而定。唐本有时以意定之，张本、大正藏则注异文於下，并非别有佳本可据。因之这里仅引异文异说，其他从略。
三、校文除依据各本互勘外，其他类书或古籍中引用及与本书有关的，亦搜辑异文，以资校助。本书因向未见宋、元旧刻，引他书异文校勘断到元代止。
四、正文虽有讹夺，仍旧不稍改动。其须补、须删、须正之字，除於校文内说明外，还用下列各种符号分别标明之，以便省览。
（一）校字无论校误或校异，均於所校文旁以黑点（?）；若原文有误，灼然无疑的，则将正字列於误字之下，加以括弧（）识之。
（二）原文疑衍而须删的，则於须删部分的起讫处加用双线三角括弧（《》）。
（三）原本空格，据他本或他书校补的，则於所校补的文旁以黑三角记号（▲）。
（四）原文虽不空格，但有缺文，据他本或他书校增的，则於所校增的起讫处加用单线三角括弧（〔〕）。
五、本书行款分章，主要依照如隐堂本原式，但顾到文意首尾清楚、便於阅读起见，随文略分段落（决无将文字前后移动）。读者如要知道原式如何，要将文字接上文，即可恢。
六、依据刘知几史通所说，杨之著本书时曾自子注。不知何时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遂难从区别。清代顾广圻要仿全祖望整理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吴若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有人论之已详。张宗祥列举本书子注不易分的理由，其说颇允。（上举各说，均详见於本书附编，此从略。）今天没有找到更古的本子或文与注不同定例的确论时，还是以依照原样不强行分别宜。所以本书不敢袭取吴、唐二家的成规。
七、本书注本向来极少，现见的仅有周延年先生洛阳伽蓝记注一种。屠敬山（寄）先生曾有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於旅游的途中被盗劫去。（据敬山先生诗稿鸳鸯遇盗诗自注，稿其令孙伯范先生所示。）恐已不在人间。周注简略，取资不多。兹将本注要点，略述如次：
（一）本注除解释文字外，尤注重於北魏政治、宗教、社会史事的补充及考订。
（二）解释已详於校文者，注从略。
（三）通常习用语，随文自明者，注从略。
（四）引用旧说旧注及近人著作者，必标明所出，不敢掠美。
八、本书第五卷闻义里条下惠生、宋云西域求法一文，旧有丁谦、张星及法国人沙畹（冯承钧译）等注笺。这里注文就用集注体例，与他注稍有不同。例别详本注中，此略。
九、援引他书，所用标点符号，求全书统一起见，均依照本书例标点之，故间有与原书不相同的。
十、凡与本书有关的著录及题识等，辑录附编，列於书后。别辑佚文考与杨之传亦列在附编内。
十一、考证史事，首重时地。按图稽年，有助披览，因别洛阳城图与年表列於附编，体例别详本文。
十二、魏书原有佚，今本多经后人以北史等书补足。本书校注所援，如北史的补篇，理应直接引证，但了前后统一，免致瞀乱起见，仍概用「魏书」篇名，不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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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校注序（胡说八道）
范祥雍
（作者不信因果轮回，视为文学作品，一派胡言）
一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后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著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当人民受到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还反抗无力之时，往往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憧际。宗教就利用其对美好的来世生活这一幻想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能够忍受在现实中遭过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剥削阶级或压迫民族的统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驯服人民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正如晋释道安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1]我想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何以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时代的一个大原因。王昶在《今释萃编》总论北朝造像诸碑时早已接触到了这一点。
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於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斗争。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后的佛教寺塔。
二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於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极北鲜卑游牧民族，[2]到太祖道武帝拓跋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3]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释老志》载着拓跋的诏书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殁。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五十领，银钵二枚”。[4]表示敬意。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5]说：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敞，yù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汤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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