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
然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与杨书旧观，相去甚远。唐晏因是有洛阳伽蓝记沉之作。其洛阳伽蓝记沉自序云：
「昔刘知几谓洛阳伽蓝记定彼榛，列子注。（中略）乃信手乙数则，以后迎刃而解，都已尽卷。未敢谓足揆原编，然较各本，则有间矣。」
故唐本正文较之吴本溢出三倍，似可少纠吴氏之失。但唐氏之分别正文子注，其标多由主观，是否符合杨书之旧，仍甚可疑。近人张宗祥君之洛阳伽蓝记合校本附录吴本及唐本所分正文，并记其后，略云：
「昔顾涧苹先生yù仿全氏治水经注之例，分别此书注文而未果。（中略）故苟无如隐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实不必泥顾氏之说，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也。」
张君於唐氏所定第一卷城内永寺条正文「东西两门皆如之」一节下附案语云：
「东西两门皆亦如之者，言与南门图以云气云云种种相同也。今图以云气四十一字作注文，则皆亦如之一语无归宿矣。」
於第五卷城北凝圆寺条「所谓永平里也注」之注字下附案语云：
「之此记本自有注，不知何时入正文，遂至不能分别。此注字之幸存者。自此至下文不可胜数句，当是凝圆寺注文，沉本以此下一句正文。」
於其附录之沉本正文城北虚寺条「注即太上王广处」向下附以案语，重申其说云：
「此处注字幸存，即汉太上王广处六字明注文，不得误入正文。」
（陈）寅恪案：张君之合校本最晚出，其言「不必泥顾氏之说，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可谓矜慎；於杨书第五卷举出幸存之「注」字，尤足见读书之精审，不仅可以纠唐氏之违失已也。然窃有所不解者，吴唐二氏所分析之正文与子注虽不与杨书原本符合，而杨书原本子注亦必甚多，自无疑义。若凡属子注，悉冠以注字，则正文之与注文分别然，后人写杨书，转应因此不易淆误。今之注文混入正文者，正坐杨书原本其子注大抵不冠以「注」字，故后人传写牵连，不可分别，遂成今日之本。张君所举之例，疑是杨书原本偶用「注」字冠首也。鄙意之习染佛法，其书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一书之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比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不备论。梁僧出三藏记集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八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支敏度合维摩经序，一一竺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等俱论合本子注之体裁，兹节录一二，以见其例如下：支敏度合维摩经序云：
「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先后译传，别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先后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巧；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本，以兰所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案彼读此，足以释乖迂之劳。」
竺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云：
「余因闲暇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本，二百五十者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二者，有以三一者，余分合，令事相从。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僧相聚会，悉受无戒，於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受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
据上所引，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例可以推知。洛阳伽蓝记五凝圆寺条记述惠生、宋云等使西域事既竟，杨氏结以数语云：
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文。
观今本洛阳伽蓝记杨氏记惠生使西域一节，以宋云言语行事及道荣传所述参错成文，其间颇嫌重复。实则杨氏之记此事，乃合惠生行纪、道荣传、及宋云家传三书一本，即从僧徒合本之体，支敏度所谓「合令相附」及「使事类相从」者也。杨氏此节之文如：
「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
即竺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后所附子注之例。其「道荣传云：城东四里」，乃是正文「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之子注也。又杨书此节之
「（迦尼色迦）王更广塔基三百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
其「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乃是正文「三百步」之子注也。其类此者不胜枚举。兹仅揭一二例，亦顾氏之意，yù世之通才依此求之，写成定本，以杨书之旧观耳。夫史通所论，实指惠生等西行求法一节，而吴、唐二氏俱以此节悉子注，张君无所纠正，其意殆同目此文全段皆是子注也。故自杨氏此书正文与子注混淆之后，顾氏虽据史通之语，知其书之有注，而未能定其文。吴、唐、张三家治此书极勤，亦未能发此久蔽之覆。因举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证成鄙说，读是书者进一解，并以求教於通知今古文章体学术流变之君子。
「王文椿荫宦初稿一明刊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稿本是书东魏抚军府司马杨之所作。之初仕元魏，适当鼎盛之朝；比及丧乱，经残之地。追忆当日盛事，以皇典丽之笔，纪奇异庄严之事。所述永浮图，高逾百寻，分九层，朱户琼栏，丹楹刻桷。上又有，高亦十丈，合计千尺，矗触霄汉。合眸凝想，诚宇内之壮观。以今日龙门伊所残缺九万佛象例之，斯记所载，或非虚。往岁因梁陈庆之造象，考详之。以庆之送元北归，濡染颓风，仓卒逃归，易佛服免，身受其荫，报德之思耳。今读此篇，载庆之在北，与魏中大夫杨元慎等言正朔统系，庆之失辞，不能反唇，因之心折。又震厥外观壮伟，不觉潜移默化，其后南归，遂重北人。乃知萧梁之崇释，亦庆之有以召之。按此说不然。梁武帝崇佛，早在陈庆之南归前。且南朝信佛，自有源流，不必与北朝牵合一。其纪尔朱荣、元天穆跋扈不臣各节，足与正史互证。又有隐士赵逸，长寿多识，言自晋迄魏二百年，目睹身经，与当时记载，多不符合；因举苻生仁慈，反受恶名等语。知几史通曾引及之。又云有宋云、惠生二人，求经西域，周各国，欧、亚之jiāo，波斯、印度，皆有车辙。所经王国，宣示书，令其拜受。有乌场国者，位天竺之北，葱岭之南，当即今印度北部。云等曾割行资，造浮图一所於如来投身喂虎之山，刻石隶书，铭魏功德。是二人者，虽云佛徒，实能宣扬国威。世但知释玄奘之取经，不知乃步二人后尘。综观所记，虽以伽蓝名，实多国故。文辞华，事诡。禾黍铜驼之悲，今日读之，颇多类似。环诵一过，百感jiāo矣！此本毛子晋绿君亭本，家君曾以潢川吴氏真意堂本及新刊说剑台按台当是斋之误。说剑斋即李葆恂覆刊吴若集证本。本互校，以朱记注於侧，余曾季父度临之。
「涵芬楼烬书录二」洛阳伽蓝记五卷，明刊本，二册。题魏抚军府司杨之撰。前有杨氏自序。版心有「如隐堂」三字。爱日精庐藏书续志谓是书以如隐堂本最善。察其版刻，当在明嘉、隆之际。原卷二、第四、第九、第十八等叶，均钞补。昔毛斧季获见是刻，即已言之。世间藏本，无不皆然，盖残佚久矣。
「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载于文史哲月刊一九五六年第十一期，此不转录。）
●附编三、《洛阳伽蓝记》图说
一、吴若集证本、唐晏沉本、张宗祥合校本各附有洛阳城图一幅，颇便省览。吴图草创多，唐、张二图稍加补苴，但仍有错误。
二、其他关于北魏洛阳京城的专图，现存最早的要算汉晋四朝京城图的后魏京城洛阳宫室图和金城图，大概是宋人绘。后人继作的，有杨守敬水经注图的洛阳城图，乃据道元水经注而绘的；有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原的附图（中央研究院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乃据C。White牧师实测的洛阳图（TombTilePictureofAncientChina，1939）和伽蓝记、水经注等书而绘的。
三、综观各图，互有出入，以杨图和劳图较核，本图绘主要据之，并参考伽蓝记与水经注原文。
四、城厢部分以劳图据，但有数点与之不同，加以修改，列举并说明如次：
甲、本书卷五末云：「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七人，合有二百二十里」。汉晋四朝京城图和吴若与唐晏二图皆据此记将洛阳城绘成东西宽而南北短，（张宗祥图东西狭而南北长，惟没有说出理由，不知何据。）但White牧师实测图却显然相反。劳氏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证明洛阳城原是东西狭而南北长，这是对的。不过他又解释「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里字与下文「方百步一里」是一回事，说：「只有认里之里，能解释得通。」这话是可以商讨的。一、古书中记地区四址的里字，皆做方里解，从未见有作里解的，劳氏此解也没有举证。二、劳氏於下文「方三百步一里」，没有明解，依据他的图则将里画成长方格子，核与文义，不能符合。按魏书广阳王嘉传说：「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可以与此文互证。此言：「方三百步一里」，盖指里的一方言之；魏书言「一千二百步」，则自四方的总和言之，故云「周」。因此，坊里当仍正方形，而於东西宽南北短的地形并无影响。所以劳氏的解释不能圆满。然则杨之的话有错误，或者White实测图的地形不足信吗？要解决此问题，先得把「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二语弄清。元河南志说是「杨之增广而言者，兼城之外也。」我以此语颇值得重视。考本书卷四法云寺条下说：「自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寿邱里。」与此「南北十五里」语正相吻合，因之可证南北是自洛水至芒山的距离，确指兼城外而言，非谓城厢本身。以此类推，东西二方亦当如是。那末洛阳城厢大小究竟如何呢？若详考本书，亦可得出概略。城东建春门至七里桥，无实数里程，但从「七里」的名义看来，大约是离城七里，姑作假定。城西西阳门外四里有洛阳大市；市西有退酤、治二里，自退酤里至张方沟，东西二里；累算共约六里。东西城外两共合算约十三里。城南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永桥。城北里坊记载最少，有确实里程的，仅广莫门外一里的凝圆寺。想来这里居民较稀，又背临芒山，市集亦不会再远。南北城外两共合算约五里。再据本书所言「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除去城外东西十三里，南北五里，则洛阳城厢约东西七里，南北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帝王世纪「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及晋元康地道记「城内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都相似，而与White牧师实测图城东西最长处六?八市里，南北最长处九?二五市里（据劳氏合算），亦颇接近（后魏尺度约今市尺的九折）。由此可见杨之的记载翔实，而元河南志的解释可信，更可证劳氏的里说不能成立，特在此辨明之。
乙、劳氏将城内划许多长方格，东西二十格，南北十五格。依照他的图，除去宫苑等地外，尚有二百二十五长方格。这样画法是有问题的。一、他要调和「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与White实测图的矛盾，曲解里作里，并将城内划东西二十格，南北十五格以相配合。此错误已辨见上文。二、他将里画作长方形，核与本书卷五「方三百步一里」语不相符合（说亦见上文）。劳氏於此没有解释，大概他以里的面积总三百步，而地形则长方。果如此假定，则就以永寺例，劳图列入一方格内。考本书卷一永寺条下说：「僧房楼观一千间。」试问一千间房屋，岂总方三百步的里所能容纳？三、劳图的长方格有二百二十五个。依照本书卷五说「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一里」，这些长方格内应除去「左卫府」、「右卫府」等庙社府曹二十处，尚有二百零五长方格，与记所说「二百二十里」，也不相符。况且依据魏书世宗纪及广阳王嘉传，二百二十可能是三百二十之误呢？（说见本书卷五末校注）因之，本图对于劳图所画的长方格，不加用。
丙、劳图内北宫、华林园、芳林园等画三处，核与本书及水经注等所记，不能相合（华林园与芳林园一地异名，劳氏析二处，不详所据）。本图今以杨守敬图据。
丁、劳图东面东阳门外和西面门外都有横贯的水道，依据他的另一图洛阳郊外形势图以此古河道，并未说明时代。按河道代有变迁，若要考知北魏时实情，仍以凭当时人的记载可信。道元与杨之并时，水经注记水道最详，所记东西两门外皆没有提及，疑北魏时无此河道。本图还是以杨守敬图据。（按东阳门外的河道疑即是杨、二氏所言建春门外的阳渠水道。）
戊、城北的大夏与广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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