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牵引着，老大不情愿地仆倒尘埃。老百姓常说：“没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同样的，恐怕也没有永远不倒的偶像，尤其是马上打天下的那路大师兄。现代文明确立以来，权威主义衰落，“不立偶像”的圣诲才算基本落实，不过又有升旗降旗的仪式以为代替。人们的情感总是需要一点儿标志xìng、刺激xìng的东西。
如今的偶像已经转意，常常是指那些擅长娱人的小可爱，就像英雄往往指的是获得了成功但并未展现崇高精神的家伙。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温格说：“在英超你只要踢两个星期好球，他们就会把你吹捧成球星，可是一旦你真成了球星，他们就准备把你撕碎。”这句话讲明了一个道理：人们需要偶像，跟富豪们需要游艇差不多。买游艇可以开心两天，买到的那天和卖掉的那天，对偶像的消费也有两回真正让人们爽到不行，第一回是树立偶像，第二回则是干掉偶像。比方说小甜甜布兰妮，忽然汇聚亿万宠爱，忽然受尽人间嘲弄，其实人家打你们家玻璃了吗？
崇拜偶像的虔诚跟摧毁偶像的狂热好像成正比。我国贵为文明古国，“文革”时干掉的各种雕塑就不计其数。法国也是文明古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民们秉持“汪达尔主义”，其实就是野蛮人主义，四处破坏教堂，巴黎圣母院内的雕像因此被砸毁殆尽。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西方文明的遗存地，也算是圣地型的偶像之一种，它的摧毁者也来自文明古国，那位将军曾留下千古名句：“此间图书或与《古兰经》抵触，则该烧，或与《古兰经》一致，则无用，也该烧。”
砸点儿东西，烧点儿房子，只需要想一想，就知道一定是很爽的事。我就一向怀疑，那些在吵架时乱砸东西的情侣其实乐在其中。可是我们已经进入文明规制，基本上有了点儿常识，知道专司破坏是无聊而且愚蠢的行径。那么，人们还可以摧毁点儿什么呢，既能享受一把又不承担后果？
以我苟活于世的经验，这个答案就是：智识或智识阶层。通常来讲，人们是尊重智识的，当他们能够辨别何为智识的时候。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明辨，而且智识往往会与其他东西纠缠不清。比如说，在正常社会，智识与权威是结合一体的；在不正常社会，智识则会受到权威的打压。人们对权威，或者类似的事物的态度如何呢？我想它往往就是人们在某些时候反对智识的根源所在。
最近两年，“精英”渐渐地在汉语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坏词。要是有人说，“你们全家都是精英”，庶几等于说你们家是一个狗屎家族。我觉得这真是一笔糊涂账。如果公众舆论认为房地产商贪得无厌，经济学家“精英”们又为他们说话，那么在某些特定例子上，我倒不反对认定他们沆瀣一气。可是，如果就此认定精英们念书念到狗脑子里去了，他们的智识完全是作案工具，我就万万不能同意。还是老百姓说得好：“不能一篙打倒一船人！”房子毕竟不是被几个人说贵的吧？
至于有些人特别讨厌“精英嘴脸”，不时大举挞伐，就更是不着边际了。人家什么嘴脸干你什么事呢？在我伟大的家乡东北，好多年前，打架斗殴是寻常可见之事，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你装B！”此事与我无关，我向来浑然天成，纯真到不行，可我要说句公道话：装B是人权之一种。问题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前面说到的那一个：他有没有打你们家玻璃呢？
凡此种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反智主义”。要是反弱智，我倒是支持。智识与权威是两回事儿，权威与威权也是两回事儿。要是有谁上反天，下反地，中间反空气，我可不会认为他是草根代言人，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值得计算的是，我们已经因为反智主义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若以清末以来对精英阶层的清算算起，举最通俗的文学的例子，我们已经失去了《红楼梦》那一类的伟大作品，得到的却好像只是网络上的一堆垃圾货色，或者有些人出名了，只是因为他写了自己跟什么东西都睡过觉。古人推崇“yín而不邪”，这话我实在理解不了，智商超过80的人在yín的时候都会邪，邪有什么错呢？问题是，仅此而已是不够的。yín邪与反智主义一样，只是本能，不是本事。
@豆子心中凄凉
李海鹏
对于一个小孩的成长来说，出身可比基因重要多了，这就是我一度决定混进黄石俱乐部之后再生小孩的原因。这个俱乐部不在湖北，在美国，据说入会的基础条件是得有好多亿的美金，然后还得比尔?盖茨他们那帮资深会员们开个会，评议一下你的品位是不是太低，加入之后会不会让他们掉价。不过现在我放轻松了，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俱乐部申请破产了。我因此琢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除了黄石俱乐部之外，再无什么崇高地位值得追求。那么我办个暂住证，把小孩送进民工子弟小学，就算对得起李家的列祖列宗了吧？
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回忆起了自己接受的幼年教育。小时候我读过不少国产的童话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种印象，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后来看安徒生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主角都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了，为什么“白胡子老爷爷”还没有出现？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在这生活中我遭遇过多少烦恼啊，可是那位总是随身携带着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胡子老爷爷，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他没帮我瞒住我爸，我讨厌某个领导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给那家伙下个免职令。在童话里他倒是不断幻化，对比我更年轻的人来说，他好像变身为了一只机器猫。可我觉得，在生活里还是大灰狼更多。当年，如是我闻，那些童话“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时我还没有把这个事跟我对柜台后面的一只糖球的无限渴念联系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向往”是什么呢？
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再向往什么。我在一本美国小说里学到了一句俗语：上帝不想让一个瀑布变成一棵大树。在一本中国书里则学到了另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正是这种见识帮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实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电影《英雄》中的侠客们在意念中数次战斗，周围环境像1980年代的风景挂历一样俗丽无比；就是电影《芳香之旅》中一个舍弃了帅哥而嫁给一个劳动模范的姑娘，在度过没有爱也没有xìng快感的一生之后，晚年回忆往事时感到无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时几个同学假装黑社会，后来统统被镇压了；就是他们在网络上说的“YY”；就是当我们面临无数烦恼之时，在机场候机厅里看到屏幕上有个穿西装、戴耳麦的家伙，正在口若悬河地鼓吹你的心灵如何需要成长。他告诉你，芸芸众生之间，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个，将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龄的增长让我拥有了一种可以从任何事当中汲取乐趣的态度，因此每次去机场，我都会在这块屏幕面前开心一番西谚说得对：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有一回在医院，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开心事儿。一个科室主任的女儿，大约13岁，正在走廊上训斥她母亲的下属：“你们对我好点儿，没准我发发善心，就在陈主任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我就想，这姑娘简直就是一个他们说的完美LOLI呀。不过作为一个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周遭的这个世界，给了孩子们什么样的教益呢？与这姑娘相应的一个人物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尔顿，他可真是一个完美正太。小说讲的是其实美国社会也是一个酱缸，霍尔顿置身其间，有一个梦想，就是不变成酱汁，保持被社会酿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颗坚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凄楚又孤单。对于社会上人们“向往”的一切，以及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样子，他都毫不向往，毫不欣赏。
这样的人显然在现实中是没有活路的。不过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做一颗好豆子。有些人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享有自由而舍弃其它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祛除身上的酱缸习气，但是怎么祛除却甚是繁难。由于再无“向往”，我不免凄凉地想：虽然我是一颗聪明无比的亚洲豆子，可是追寻精神之美而不坠入虚无，还真是不容易呀。
@卢瑟与御姐
卢瑟们与惟一的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个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们，我也是猫爪子闲不着，见到傻蛋就想指出来。这种事不仅无聊，而且没有尽头傻蛋这东西，永远像链球菌一般无穷无尽。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别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观察，这正是古往今来的傻蛋们的首要特征。我就说，你们也没开宾利呀，干嘛瞧不起别人呢？再说开宾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们竟不谦虚接受，大家就只好吵来吵去。“吵”是个文雅的说法，其实他们跟我吵，我可不跟他们吵，我直接骂过去。你知道，我这个人写文章不大灵光，骂人却是行家里手。我把贝加尔湖的湖水那么多的辱骂向他们脆弱的小心灵倾泻过去，他们就LOSE了，败退去了一个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飘来飘去，“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我本来还想追过去问问，你们的浮名在哪儿呢？后来一想，都把势利鬼逼成诗人了，算了。
这是小事，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太容易轻视失败者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失败者呢？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失败不是无权无势，而是过一种恶劣的生活。可是这只是我觉得而已。唐德刚先生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开始了从帝制转向民治的进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这就叫历史的三峡。我的切身体会是，在这历史的三峡中，“不靠谱”正是社会生活的底色，真理会被嘲笑为迂腐，美善会被讥讽为无用，只有实利才令人感觉安稳。地位、金钱，看得见摸得着，就成了人们评判他人的仅存的标准，余者则大半被弃诸荒野。
这没准儿是历史上对失败者来说最为艰难的时代。早前柳永去考试，没考好，闲来写写歌词，勾栏柳巷的姑娘们就都喜欢他。这样的事情在当代太难发生。按理说，有才华的人是无敌的，在哪儿都能混。可是才华是什么呢？历史的三峡里没什么可靠的鉴赏力可言。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韩寒和范跑跑。韩寒写得好不好？我觉得写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帅，不成功，不出名，不赛车，影响力还有多少呢？我看万分之一。至于范跑跑呢，大家觉得是个丑角，其实他写过不少文章，关于教育等等，写得也不错，可是谁听他的呢？他对社会的说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这个对比做得更极端一些，我们还可以拿余秋雨先生来做参照。余先生不会写文章，语言诘屈聱牙、艰涩做作不说，见识又实在是可怜。可是在这个难以捉摸的时代，他一旦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撵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获了奚落，就将收获更多的奚落，所以他们始终是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活得像些符号，而不是一个个生动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们一般人的财产大半维系于股市楼市中的看得见的手，而不是个人努力。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坏的那一种大半依靠着家族、圈子、关系网，好的那一种也大半维系于名利的马太效应，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许我发表意见，我就要说，这年头有什么成功和失败，多半是扯淡。
这样的态度，也许会被指责为愤世嫉俗。如果我如当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辩。
诡异的是，这个时代还有宽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个对失败者给予胡乱的宽容的城市。当年我刚到北京，就发现这个城市有不少作家，写得烂，有不少摇滚歌手，唱得烂，有不少球员，踢得烂，这些人，如果放在一个头脑清亮的社会，只有丢盔弃甲一途。单说摇滚歌手，我在夜里听豆瓣电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着关掉，百分之百是他们唱的。可是这些人都有拥趸，都有饭吃，都有果。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这儿，不走了。北京真是一个深具御姐气质的城市，颠三倒四地冷落又宠溺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奇葩。
@失真的世界
做记者的最初几年，我的智商不比现在低，却始终有一个小的困惑无法解决。我在采访中遇到过不少人，明明做着蠢事或坏事却振振有词，告诫我不要“捣乱”。我的困惑是，他们是真的持有错误观念，还是不知羞耻呢？这不只是私利可以解释得了的。我的思考前提是，有意识地做坏人的家伙不可能那么多。日积月累，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失真的世界里。
一个国家越是远离现代文明，为之服务的人们越是阅历深厚，他们就越可能以各种前现代的道统为天经地义。设想一下，如果我去采访李鸿章，关于帝制，他会说些什么呢？他也许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但是他会说中国人离不开皇上--他已经体制化了。这可不是我的臆测，一百多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是这么说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如今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某某执法队员也可能真心诚意地认为掀翻小贩的车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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