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跟人打jiāo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xìng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这种人长大了，就会跟人多有纷争，跟亲近的人相处也有困难。有一回，我只好向女朋友解释说，有一只狗，总跟别的狗打架，因为它没有尾巴，别的狗们见了面都摇尾巴，意思是，我们友好相处吧！它见了别的狗，心里也想着，Nice tocot you！可是它没有尾巴可摇，别的狗就咬它，它也只好咬回去。我就是这只无尾狗，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你知道，女人嘛，听了这个故事就感动得泪水涟涟，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番。我自然暗自得意，我小时候固然是一条无尾犬，可如今这么会编瞎话，可见已经有了好大的一条尾巴。
其实对我这样的人，通常的要求都是可以的，但是对塞林格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常理度之。我看过《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有个年轻女孩去找老年的塞林格，跟他上床，然后写书说他如何对她不好。还有个年轻姑娘去找老年毕加索，跟他上床，然后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我就想，你们还想怎么样呢？想得到这样的人的爱真是痴心妄想，他们的爱不敷自己使用。
艾斯美是谁？菲是谁？弗兰妮又是谁？我看都是塞林格自己的某个部分。这不是文学考证，但是我很有把握。小时候我深以自己没有锡兵为憾，可是我有塑料兵，我就把它们摆成一排，前进、卧倒、shè击，敌人的坦克来了，它们从容赴死，我就潸然泪下。这些塑料兵是谁？每一个都是我自己。我上过战场上吗？没有。塞林格见过他那个级别的美与温柔吗？我看也没有。
也许你会说，你这都是拿你自己来猜测塞林格，你算哪根葱？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有那么一块葱田，上面长了大葱，就是塞林格，也长了小葱，就是我。我没长那么大，不能包饺子，是我的错。可是你说我不是葱，就只能怪自己太不晓事，难道你是茄子，别人就都得是个茄子吗？
J.D.塞林格前几天死了。生的孤独是吉光片羽，死的孤独却将永恒。《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了3500万册，说了3500万次同样的话：人不叛逆枉少年。我觉得这都能算是普世价值了。真是无尾狗的心声。我不算是塞林格的粉丝，将来在天堂的墙角遇见，也不会找他签名。我们葱不喜欢互相联系。可是我们知道，生活不仅是搏杀，生活还可以是在战栗中诉说着无望的美梦。
@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jiāo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干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精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床上读村上春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黄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yíndàng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春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yīn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
往事萦怀并无意义，我亦不想美化过去，我只是觉得，今日生活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向，但是它没有。我在感觉上而非理xìng上发现，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我们当年期许的那么好。
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孙处长的预言早已成为现实。如今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之后，至少你能看见我们的文化日益热烈而且痴傻。我到书店去，看见好多书；我网购，又看见好多书。我看见的是破书。我看见了繁荣，可是它是一旦抽掉了痴傻的沙砾基础便会崩塌消无的繁荣。你知道新闻业就意味着免费褫夺传统媒体的新浪网，文学就意味着粗鄙无品的起点中文网，电影就意味着贺岁片，电视就意味着湖南卫视的节目里有一帮小姑娘尖叫并泪光莹莹他们之所谓参差多态，我则名之以单调乏味。更重要的是，乏善可陈的状况又何止出现在文化领域而已？当我们在十多年前投身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再早四年考入大学，或更早以前在小学三年级写下第一篇作文“我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或任何一个曾经怀有苦涩梦幻的瞬间，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
有人会说，这是必然的。好吧，没什么好苛责的。某种程度上我承认这一点，甚至某些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说。可是别忘了，人能谅解历史，但不能让历史谅解自己。今天的一切，进步和衰败，美丽和丑陋，死气沉沉和光怪陆离，都是我们推托自己无力阻止却已经参与造就的。
在价值观和市场上，我们都是顺流而下，顺水推舟，宁为附骨之蛆，不做自由之蝶。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出的不公正的、不善良的、丑陋的和没有品质的事情中都有我们的劳绩。我们这一代人得到了社会中坚的位置，也许也获得了社会中坚的利益，但是并没有承担起社会中坚的责任。我们油滑地绕过了历史责任的尖角，矢志奔向狭隘的中产之家。这不是谴责，恰恰相反，我只是遗憾地理解了一个人人得见的事实并且陈述了它。我们在利的面前太过自轻自贱，在义的面前又太过傲慢无礼，历史在拍照，我们则看到自己的姿势难看透了。
别急嘛，人们常常以一种中国人特有的耐心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问题是，社会这辆汽车在往哪里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司机，可以说出答案？又有没有任何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坐在这辆在漫天迷雾的道路上的锁死了方向盘又大胆疾驰的汽车里可以说他毫不担心？
一切都没有答案。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它还要长久地“姑且”下去。它的一切都是“姑且”的而不能有长远的抱负。它是过渡xìng的，不知彼岸在何方。有一簇冷火地燃烧其间，无论是GDP，还是一首商业情歌，都在此火之中灿烂、繁荣和浮华，却没有真实的温度。昔日同学们在1990年代早期的虚光中投身股市，如今的人们则在虚火中劳碌奔波，可是此心安处在哪里呢，社会的灵魂安在哉？倘若我们宁愿如此，那么最世俗地说，商业环境也好不起来，发展红利亦近穷期，孙处长就该辗转卧榻再续新篇，“十年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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