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他们回港后，公开向社会推荐。
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关于政制方案问题，大家同意李后的意见，以“新综合方案”为基础，协调各方意见，拟定方案，在最后一次草委会上提出表决。在直选议席上，英方已提出九五年二十四席，九一年二十席，会议上确定的“底牌”，是九五年二十席，九一年十八席。据此，不仅要在香港社会上进行工作，还需与英方协商。
为了配合推出“新综合方案”，我于八九年国庆香港筹委会开会时，讲了一次话，呼吁各界和谐、合作，固然是希望缓和政制政论，也希望多少宽解一点六四后港人对中方的对立心态。原来就估计作用有限，讲话之后，政制方案的政论，仍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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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二月十三日，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将通过后的草案，送请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历经四年八个月的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最后一道工作程序，看来多数草委怀着严肃多于欢欣的心情与会的。
这时我已退休，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和港澳工委书记的职务。港澳办召开的有关港澳工作的会议，我已不参加了。有关港澳工作的文件，我也看不到了。会议开始，我主动去见姬鹏飞，他告诉我，政制方面和英国的jiāo涉还未达成协议，估计在会议表决前会有结果。姬鹏飞要求我在表决政制方案时，先找霍英东、李嘉诚、黄丽松等人做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大会草拟的方案，使得争议最大的分组计票条文，能保证取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而获得通过。我向姬鹏飞表示，尽力而为，“站好最后一班岗”。
中英争执焦点主要集中于立法会九一年的直选议席，英方坚持二十席，九五年再增至三十席，后来又退为二十四席；中方坚持九五年十八席（立法会人数不超过六十人，直选议员不超过三成）。争执之二：中英双方关于九七年后，立法会、行政长官，经直选产生的时间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英方提及如果协议不成，将会单方面行动，中方又提出“衔接”，予以反击。本来在“本子风波”后基本上已获得解决的问题，又成为争执的热点。
据我所知，“衔接”原指政制方案，以及进度的安排。九七前英国的方案与进度，须与九七后特区政府按基本法规定的方案相“衔接”。当时在中英双方协议过程中，不仅讨论了立法会的“衔接”问题，而且涉及公务员的“衔接”，以及首任行政长官的问题。英方实际承诺了政制方案和执行的进度，须与基本法相“衔接”。中方也承诺：港英政府公务员除少数外籍高官外，九七后特区政府全部留用；双方还jiāo换了关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在九七年前，如何“见习”、“熟悉港英政府情况及运作”等问题。英方曾有在九七年前，设副港督，由中方认可的港人担任，九七年后，出任行政长官的设想，中方则认为，首任特区行政长官，由英国的副港督担任，有碍观感，不能考虑。双方虽未能达成具体共识，有所承诺，但非正式地有了可以jiāo换意见的“默契”。
表决基本法草案前夕，中英关于“衔接”的争执，涉及哪些内容，因我已离职，仅知姬鹏飞告诉我的，是直选立法会议员的议席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外相韩达德访港公开承诺，香港的代议政制发展必须与九七后的政制衔接，并说英国不能单方面决定香港的政制，一定要与中国商讨，这说明关于衔接问题，双方已经原则上解决。可是，会议开始前一天，李后、鲁平公开说，基本法中有关政制部分的草案，仍未能最后定稿，还要等待中英协商，公开暴露了基本法关于政制草案需中英取得协议，才能定稿。招致香港有舆论讽刺草委是橡皮图章。
十四日上午，姬鹏飞高兴地告诉我，英国已知会外jiāo部，同意立法会九一年直选十八席，九五年二十席。随即，会议上出现了廖瑶珠的书面建议，对草案的“主流方案”，即提jiāo会议表决的方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要求九五年直选议席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席，二、分组计票只限于议员议案和议员对议案的修订提案，三、立法机关内，非中国籍成员的比例，由百分之十五增加至百分之二十。周南随即在小组会发言表示支持。我想，廖瑶珠这三点修改“建议”，可能就是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果然，基本上就是按照廖瑶珠的建议，对草案做了修正。
姬鹏飞jiāo代我的“说服”工作，进行得颇不顺利。
李嘉诚对分组计票持反对态度。我与他jiāo谈了三次，第一次李嘉诚坚持反对，第二次表示可以考虑，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香港草委中有几人是视李嘉诚态度行事的，他们在会议期间，经常jiāo换意见。如果我们争取不到李嘉诚的支持，则持反对票的将不仅是李的一票。我向姬鹏飞反映了李嘉诚的态度。最后，姬鹏飞把李后招来。估计了情况，认为分组计票这一条，即使李嘉诚投反对票，也可能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少几张票无碍。
霍英东对分组计票也有意见，经jiāo换意见后同意支持，但他向我提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体育政策，民间体育团体可依法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否在“民间体育团体”前加上“原有”两字，以强调保障香港原有民间体育团体的权益。霍英东说，他这意见已提过几次了，都没有得到重视，他很不满意。我向姬鹏飞反映，建议考虑霍的意见。当时李后、鲁平也在座。李后不赞成，认为现有文字已有这层意思了。我讲：“这只是个文字问题，并不牵涉原则问题，只是加上‘原有’二字。但对霍英东来讲，就不是一个文字问题。霍英东也曾表示，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我建议，这样的非原则问题是否就满足他们？”
但是，我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具体负责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是李后和鲁平，姬鹏飞又不明确表态，李后他们还是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他们连纯技术xìng的问题都不能灵活对待的态度，使我无法再见霍英东，给他答复。
我还与另几位香港草委jiāo换了意见，发现他们和李嘉诚态度大体一致。
十六日大会对草案逐条投票，表决的结果，均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分组计票条文虽有七票反对，也通过了。我估计这七张反对票，是李嘉诚及受他影响的几位香港草委所投的票。
基本法草案通过后，姬鹏飞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宴请全体草委，会上姬鹏飞、李后、鲁平等人兴高采烈，敬酒唱歌，满场飞舞，我却茫然若失，高兴不起来。
第十六章 去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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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jiāng zé mín、李鹏在处理有关香港的一系列事情上，我难以接受，对jiāng zé mín从抱有希望，迅速走上失望。
前文曾述，为了恢复港人信心，组织香港中上层人士去北京，多数人经我们一再工作，情不可却，同意去北京见jiāng zé mín，但不愿意见李鹏。jiāng zé mín在北京单独见了几次香港人士后，可能李鹏有不满表示，jiāng zé mín便不愿单独见了。为打开僵局，我们又专门做工作，争取有人愿见李鹏，罗德丞是六四后第一位公开要求见李鹏的。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胡应湘投资的深圳至广州高速公路工程，恢复港人信心，我做胡应湘工作，他说早就有此愿望。谈及与广东省协调方面有一些困难，我表示愿去广州为之奔走。我即去了广州，找省长叶选平商量，叶首肯予以支持。过去，赵紫阳对胡在内地进行电厂、高速公路投资是支持的，但李鹏有异议。因此，当我动员胡应湘去北京见李鹏时，他立即答应了，并同意见报公开。看来，胡是想乘此改善与李鹏的关系。我即发电给北京，要求李鹏接见。连发两电，不见答复，便第三次电催答复。李后旋来电话说，李鹏秘书告诉港澳办：“首长不见胡。”问什么原因，答不知道。我很难受，一个大国总理，心胸如此狭窄！怎样向胡应湘jiāo代呢？只能托人违心地告诉他：“北京尚未答复。”
六四后，李鹏、鲁平接见汇丰董事长蒲伟士，蒲伟士一方面表示对香港有信心，一方面又告诉他们，汇丰要“改组”，要把总部迁到lún敦去。对行将撤退的打算，进行试探。
李鹏可能出于不了解情况，毫无警惕地表示“赞赏”，熟悉情况的鲁平，竟然也没有起应有的“参谋”作用，作任何“补救”。 蒲伟士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港后，立即展开其预定的撤退行动，最终宣布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将总部迁至lún敦，完成其所谓“改组”的计谋。
香港有舆论指出，汇丰领导层对汇丰的“改组”，既保持了他在香港的利益，可以继续在港以及大陆进行商业活动，又避免了九七后，中国或香港本地可能发生的因素，影响对汇丰领导权的“失控”。此评论一针见血。
汇丰的章程规定，每一持股者不得超过百分之一，港人持有股份占百分之五、六十，但董事会成员不由占股多少来确定。董事长按章程应有董事会选出，但实际知情者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幕后实际由谁来“拍板”董事、董事长人选，外界不知道。我在港时，虽然作过调查研究，也不知悉。九七前，港英政府统治期间，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为时不多了。九七后，会不会出现港人股东要求修改章程，由股东占股多少选出董事会董事，再经董事会选出董事长？为避免这样的情况，蒲伟士对汇丰的“改组”，使英国人成了大股东，香港汇丰成了lún敦汇丰的“子”公司，一劳永逸了。中英在策略运用上的智愚立见分晓。
在中英另一次较量中，英方又胜，中方不但损害了自己，更损害了包玉刚。我也在这一战役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赵紫阳曾提出，在大陆或香港，成立一个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取外界经验。“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此设想下，并在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创办的。开始时，曹光彪吹嘘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非英资，不符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这样，我才出面，请包玉刚出主“港龙”董事长，占大股。包玉刚连同曹光彪之子（英籍），两者占股份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使“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得以批准成立。
“港龙”成立后却得不到中国民航的支持，业务开展不顺利，为此，我几次去北京，并曾与当时分管民航的副总理李鹏开会研究，支持“港龙”开展内地业务。“港龙”经营几年，连年亏损。其间，国泰航空曾与包玉刚接触，考虑相互换股，实际上将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包玉刚征求我意见，我不便公然反对，建议他考虑中国民航的反应，包玉刚立即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在这之后，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购进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这一举动，荣智健事先没有告诉新华分社，我估计他至少得到李鹏批准，王震赞同的。此事，对包玉刚刺激不小，事后才知道，包当初考虑与国泰换股，国泰允许包进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九零年，“港龙”经营好转，已略有盈余，包玉刚将董事长让给他女婿，正准备增购飞机，增加航线，大展宏图之际，包玉刚突然找我，告诉我他将要将“港龙”股份“让”给曹光彪，再转让给中信荣智健。我事先毫无所闻，诧异地问其原因，方知让股之事是荣智健主动提出的。我看包虽表示不在乎，但又流露很无奈的样子，便请他待我查明情况后再议，包同意了。
此时，曹光彪也找了港澳国际的董事长张建华，提出要港澳国际所持“港龙”航空的股份，“让”给中信荣智健，并告诉张，包玉刚已同意将其所拥有的股份“让”给荣智健了。
张建华问曹光彪：“你们这样做，是何打算，新华分社知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北京什么人批准？”
之后，张建华告诉我，收购计划是杨尚昆同意，李鹏批准的。收购后，荣会将包玉刚所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分的股，一并转让给国泰。中信保持港澳国际让出的股份，国泰占大股。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大陆北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使港龙实际上成了国泰的“子”公司，不仅违背了成立的初衷，也解决了国泰当时难以克服的难题：与中国民航在内地和香港航线上，濒临以失败为结果的争执。至少，国泰已暂时保持了其航行特权。
我向包玉刚打招呼，请他暂不向荣智健让出股份。我立即飞北京，要求见杨尚昆、李鹏。杨尚昆见我，表示只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我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李鹏不见我，要郑家华代见。郑听了我的汇报，表示理解，但不表态，他要去向杨、李请示。隔天，郑告诉我，杨尚昆还是那局话，他是听了荣智健的汇报，但不了解实际情况。李鹏则表示，不考虑改变。我请他们再考虑，并建议郑家华，找一些熟悉香港这一方面情况的人多了解一点情况，看看他们对国务院的决定有什么意见。
此时，荣智健也到了北京，我估计与我此行有关。
我又要求李鹏直接听我汇报，还是不见。郑家华第三次见我，仍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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