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进程，有了新的要求，政制方案的争论，因而更为激烈。
激进民主派势力乘“六四”之机，空前膨胀，他们又乘香港人普遍接受“民主拒共、民主限共”之机，要求基本法重新咨询、重新讨论，一部分人甚至喊出“彻底否定基本法”的口号。
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包括中间派（其中包括一些左派）所提出的政制方案，都要求加快民主进度，即直选进度。
在叙述各方要求加快民主进度，提出新主张、新方案之前，有必要回述基本法征询草案中，“主流”方案的一些情况。因为，后来的所有加快进度的方案，几乎都是针对这个“保守”方案提出的。
回顾八九年，基本法征询草案出现了“双查方案”，它是以草委查良镛“主流方案”为基础的产物。
八八年底，草委会政制专题小组在广州开会前，十一月的某一个星期日，我正在深圳贝岭居休息，查良镛找我，他是草委专题小组的召集人之一。我即请他来贝岭居，顺便请他尝尝扬州新来名厨的淮扬菜。
见面后，查良镛向我介绍了他所设想的政制方案：行政长官以大选团方式产生；立法局议员普选和其他方式产生的比例分配等等。最主要的是，他主张由第四届开始“检讨”全面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即九七后十五年，通过一定程序（例如立法局多数通过，或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全面实行普选立法局议员和行政长官。
我并未对大选举团及议员产生比例表示异议，但对第四届就“检讨”，认为快了些，建议是否可以推迟一至两届。我当时考虑，形势发展难料，民主步伐之快慢，不可完全由人为规定，“立法”时应将“安全”系数打足一点。如果条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检讨”也可以提前。
他解释说，如果第四届时普选条件仍不成熟，“检讨”还是有可能通不过的。
因为是jiāo换意见，而且未来变数甚多，所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在广州的政制专题小组会议上，查良镛提出了他所建议的这一方案。据说他还有一个方案，主张将普选延至九七的三十年后，因为过早外泄，遭到反对，而改提现方案，将普选“检讨”提前了十五年。
我对这个说法信疑各半。信的是：是否我的意见影响了他，在我们会谈后，他修改了原来的打算？疑的是：我的意见是推延一至二届，即五年或十年，而非十五年。立法局议员第五届、行政长官第四届“检讨”实行普选，是查和我jiāo谈时他原来的主张。
但不管事实为何，查良镛后来在争论日趋激烈之际，被记者所逼，说：“许家屯比我还保守。”确是实情。在他和我jiāo换意见时，我的看法的确比他还“保守”。
查良镛的方案，在广州专题小组会上略经修改，被称为“主流方案”，各方议论很多，主要批评是“保守”。
当时，姬鹏飞事先没有召开会议，统一党内意见，我不知道李后、鲁平他们主持专题小组会议时，是否有“底”。我和查良镛jiāo换意见，也只是自己的想法。当时其他方案也很多。以“主流”二字形容查良镛方案，我认为未免为时过早。
为此，我曾问过参加会议的毛钧年，为何称查方案为“主流”方案？毛钧年回答说：“是小组多数人的意见。”
两个月后，草委会全体会议在广州花园大酒店召开，主题是审查表决各专题小组的草案，为基本法第二次咨询草案做准备。会议决定，除将专题小组议定的条文逐条付诸表决外，草委在征得规定人数联署后，还可以提出专题小组草案以外的提案。
在开会前，我曾向姬鹏飞建议，是否开一次党员草委会，统一党内认识。姬鹏飞只听进一半，要李后、鲁平找党内草委个别“打招呼”。
表决结果，出现意外：查济民的方案获得了通过。查济民对查良镛方案行政长官第四届、立法局第五届，进行全民普选的“检讨”程序，附加了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是：一、须获得立法会议员多数通过，二、行政长官同意，三、全国人大批准，四、需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合格选民投票赞成。
查济民的方案，事先确未引起注意，但与当时内地某些草委和香港社会上层草委思想上接近，获得通过，不算意外。但是当社会对查良镛方案有争议，较多人认为查方案“保守”情况下，两“查”方案结合，更加平添“保守”内涵，的确出乎中方领导层意外。
查案通过后，鲁平对李柱铭说，他估计不到查济民修正案可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他自己没有投票支持。李后也对记者讲，他投了弃权票。
这次草委全体会上，还有一些小组议定的提案没能获得通过，例如关于特区政府财政政策的议案，未获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票，退回专题小组重议，又如谭耀宗等草委关于劳工福利等等提案，也未获通过。
财政政策的提案，未获通过，估计除与港英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几个香港草委投了反对票外，内地草委也投了反对票。这条草案原来还有一个设想，是担心港英政府在撤离之前的十二年统治期间，改变以往的财政政策，改变税率，不自量力，增建公共设施，既为英商增添承建机会以获利，又增加港人负担；基本法虽然不能干预港英政府统治期间的财政政策，但仍可从政治上施加影响，有所制约。
对这一条，英国政府不只一次通过外jiāo途径要求修改，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的某些香港草委，也多次在专题小组内提议修改。内地有些草委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担心束缚未来特区政府的“手脚”，方案他们将来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未获通过虽属意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劳工福利的提案未获通过，则很难理解。香港草委中，工商界委员比重较大，他们投反对票可以理解。内地草委共产党员占多数，他们不投赞成票，却投反对票、弃权票，则属意外。
这个提案的内容是，香港工人有罢工权，以及有关劳资集体谈判、设立中央公积金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删除了有关罢工的条款，有人主张香港也要删除，我支持“左派”工会的意见，主张基本法应该列上香港工人有罢工权利。
全体草委会前，我曾与姬鹏飞议论，认为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与资方斗争，罢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虽然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的手段，但不能把工人的这一重要权利剥夺。
集体谈判也很重要，这样才保持工人可以依靠团结的力量，在和资方谈判时，有取得成功的条件。而且，香港工人多数未曾组织起来，“左”、“中”、“右”公会又分散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与资方谈判时，有集体谈判法规依据，可以相对地增强组织力量，当然，解决劳资纠纷，还要坚持劳资两利原则，不能过分。
香港劳工福利单薄，退休后无保障，中央公积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常要求，我们应该原则支持。中央公积金实行起来确有困难，但可以采灵活方法实行。如果基本法不列入这些原则，工人最低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工人将降低对基本法的支持，不利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当时姬鹏飞都表示同意，竟未获通过。
会后，姬鹏飞召集了党内正、副主任、正、副秘书长会议，议论了会议情况，大家基本满意会议表决结果，该通过的大多通过了，不希望通过的，基本上没有通过。虽然查济民提案出乎意料，但并非最后方案，经一定程序，仍可修改。对财政政策，李后等主动表示，争取做些文字修改后，再提请表决。我对劳工福利提案提出要求，请姬鹏飞、李后等做工作，说服内地草委在未来表决时，要给予支持，我特别强调：“基本法不能让香港工人失望。”姬鹏飞表示同意。
但是，“六四”后，最后一次草委会全体会议，表决基本法草案时，“集体谈判”这一项，仍未获采纳。那时，我已被公布离休、调回内地，港澳办主持的港澳工作的内部会议，我已经不参加了，究竟什么原因不采纳，我也无法知道了。
80
再回到六四后，政制政论激化的情况。
英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中断中英间高层官员往来，拒绝参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例行会议，另一方面，推动与他有联系的社会力量提出的政制方案，如“两局共识方案”，企图加快民主进度，既向中方施压，又与激进民主派争夺社会影响，限制其继续膨胀。当时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公开说：“两局能达成共识（指形成方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北京的学生运动，和香港市民声援行动的影响。”
激进民主派重新提出“一九零”方案，建议立法会九一年应有半数直选议席，九五年实行全部直选；维持他们原来的提议，在九七年就由全民直选产生行政长官。他们声称，如果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未能建立民主政制，九七后就更无法实践。
连一向赞同政制发展要循序渐进的工商界，以及“中间派”，也起了变化，认同加快民主步伐的主张。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是在各阶层政党没有组成，激进民主派力量空前膨胀，未来立法会向中下层倾斜，甚至向激进民主派倾斜的可能xìng加剧。
当时，咨委会的副秘书长邵善波提出“一会两局”的构想，副社长毛钧年将构想方案送给我，经工委认为这个方案可以考虑。
这个方案把立法会分成两局，“地区选举局”和“功能选举局”。“地区选举局”采混合选举，头一、二届半数以上议席为直选。“功能选举局”由各功能界选出议员，类似西方的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
一个议案，如果两局都予以通过，当然没有问题。假如一个议案未获直选医院这一局通过，而另一个通过了，就在立法会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时就由行政长官来决定，或由两局互推出代表研究修改，争取两局都通过。如果不行，则由全体会议的三分之二多数做决定。
邵善波这个方案，当时还只是大致上的构想，细节上的考虑不够。我把这个方案带到北京，在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上研究，大家支持这个方案，认为在“六四”后的新形势下，这是个办法。回香港后，我们正在研究怎么推到社会上去，还未有具体步骤之前，罗德丞突然公开提出了这一方案。我很诧异，罗德丞怎么会知道这一方案？又如何拿去的？我仔细查问，但无结果。
罗德丞推出“一会两局”方案之后，政制政论立即尖锐起来，本来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各自推销各自的方案，现在矛头一起转向“一会两局”，认为这是中方支持的，罗德丞也这样宣称，事实也是如此。一些协调活动也活跃起来，试图联合起来对抗“一会两局”。
“一会两局”方案，与当时社会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气氛不一致，我们考虑要适当满足社会思潮，又要防止立法机构过于倾斜，以至影响“九七”后特区政治局面立即大变。鉴于社会气氛过于情绪化，考虑这个方案出笼后，难以避免会遭到批评，因此打算有步骤地推出，以减少阻力。岂知罗德丞抢先出笼。罗德丞的社会形象本来欠佳，他又公开讲过，反对因六四事件而要加快民主进程，引起社会更大反感。“一会两局”方案由他推出，一时形成“围攻”的对象。
工商界的罗康瑞，和中间派的程介南等人，不久也推出一个“四、四、二”新协调方案，即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机关议席，由四成直选、四成功能团体、两成大选举团组成。他们强调，这是港人协调出来的方案，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罗康瑞、罗德丞原本都是八十九人工商咨委会的成员，现在各提一个方案，社会上称为“大罗”、“小罗”方案，与“双查”方案前后并存，而“大罗”、“小罗”本是同伙，现在却针锋相对。
激进民主派则认为让步太多，仍坚持他们新的“一九零”方案。
这是，我们得到信息，港英政府也支持“四、四、二”方案。还有信息说，“四、四、二”方案出自港英政府。我们估计可能xìng也不大，很可能是港英将方案“接过去”，予以支持。港英政府可能由于“两局共识”，英国色彩过浓，要中方接受的可能xìng很小，便透过所谓三派协调工商界、民主派、中间派的方案，企望中方接受。后来，卫奕信明白向中方“推荐”“四、四、二”方案，证实了我们这个估计。
我从与英商高层某些人的接触中，间接证实这个信息，他们直截了当地向我“建议”：希望中国接纳罗康瑞的方案。
新华分社同仁认识罗康瑞的人较多，对他多持好感。传说罗康瑞从父亲手中拿了十万港元起家，事业上做得很出色；政治上也有独特立场和见解，是个少有的人才。我有通过。
罗康瑞为推销“四、四、二”方案，专门要求见我。我听了他的介绍，表示考虑他的意见，也做了解释，实际上表达了不尽同意的立场，他是一脸失望的表情和我握别的。
中间派的张家敏、陈介南也要求见我，介绍“四、四、二”方案。我给了他们与罗康瑞相同的回应。
在林立的方案争论中，社会舆论激烈展开，主要集中在“四、四、二”、“一会两局”、“新一九零”等方面，而“一会两局”、“四、四、二”成为争论焦点。这时，工商界八十九名咨委有部分委员，提出一个综合两方案的“新综合方案”，将立法局议员的产生，分成三个组别：功能、直选、大选举团；将“一会两局”方案中的两局，改为分组别计票。由咨委会副主任郭志权带到北京，向港澳办介绍，得到实际上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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