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见面，也是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午茶”，当时中英两国关系已相当紧张了，按北京指示，新华分社外事部与港府政治顾问正为取缔港支联问题，进行jiāo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表示，注册是按香港法律办理的。我们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许一个组织颠覆英国皇室，据此，还应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反驳：按香港法律，港支联可以存在并活动。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但我和卫奕信见面时，双方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他关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层情况，我无法满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闲话了一阵。
我向卫奕信谈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权”问题。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团的经理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出发点是“六四”后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响了香港企业的运作。这确是事实。由于企业界的管理人员移民太多，没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纷纷准备移民，人才流失严重。香港社会上普遍感到企业管理人缺乏，采用高薪挽留准备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两次，有的甚至三次。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人提出“居英权”的想法，就是现在给予居英的权利，但不马上移民英国，九七后，假如中国政策开明，香港还同以往一样，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认为情况不行，那时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说法，现在的移民办法，都要坐“移民监”，要住在当地，取得居民身分后，才能回香港。“居英权”就 避免坐“移民监”，不致影响当前为企业服务。他们将这个想法公开登报，私下活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权益。看来，英国政府把这个想法接受过去了，并用来解决在港英政府中服务的公务员问题，借此解决他们没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绪。
我与卫奕信谈了个人的见解，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对卫奕信讲，关于“居英权”问题，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设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后果可能严重，假如“居英权”应用在公务员身上，九七后特区政府在连续运作上会产生很大困难，有“居英权”的公务员，对未来特区没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区政府内将缺乏熟悉情况的人。假如那时香港情况好，大部分公务员有信心，拿着居英权不走，留下来为特区政府办事，他是效忠英皇？还是效忠特区政府呢？那时他们在心理上、在实际上，都会存在这种矛盾，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实际上，我向卫奕信预告了中国难以接受的立场，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京的态度。因为我采取商量的口吻，卫奕信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
不久，在姬鹏飞召集的港澳工作会议上，周南把外jiāo部准备给英国外jiāo部针对“居英权”的抗议书，提出讨论，文稿上把问题提到违背和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要英国政府为其后果负责。
我发言建议，这样过于强硬了。我讲，据我了解，问题不是英国提出的，是英国“接受”过去，并增用于港英政府公务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层和中层相当多数人是赞成和希望英国这样做的。是不是要提到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们如果太强硬了，会影响这些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如须公开发表抗议书，是否措辞和缓些，提法上不要这么高？姬鹏飞同意我的看法，当场叫周南改一改。但后来公布的抗议书，态度还是很强硬，实际上还是指责对方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中英之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徐海宁事件，一是杨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华分社干部徐海宁在六四期间，频频参加香港社会上的活动，四月廿一日百万人yóu xing大集会时，他打着新华分社的横幅参加，并且在跑马地大会上，以新华分社人员的身分发表演讲，被媒体广泛报导，一时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这件事发生后，我制止了郑华要追究的想法。但徐海宁自己很紧张，离开新华分社，躲藏起来。我们担心他外逃，派人找到他。据找到他的人讲，他住在一个朋友家，情绪有些恐慌，精神有些失常。派去的人告诉他，回新华分社不会有事情，他不相信，不肯回。可是不久，他自己又回来了，我们不但没有责备他，我还jiāo代有关部门领导去安慰他，试图稳定他的情绪。
但是隔了几天，他又悄悄地跑掉了。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说他被港英政府送到lún敦去了。我们立即向北京做了报告，北京要我们向港英政府提出jiāo涉，jiāo换徐海宁，港英政府表示不知道有徐海宁其人，事情就“挂”（搁置）起来。
当时，新华分社有关部门发现不少中资机构的人，在一些国家总领事馆门前排队申请移民。还有一些中资机构的人私下谈论，不调他回内地则已，如调他回内地一定不回，必要时准备去外国。我们在心理上对此已有准备，估计香港中资机构会跑掉一些人，因此，徐海宁的事情，没有做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看待，向英国jiāo涉，也只是让港英政府有所顾忌。
不久，中国驻lún敦大使馆发电报去外jiāo部和港澳工委：徐海宁自己跑到中国驻英大使馆，要求回国。徐海宁自称，是港英政府派人把他送到lún敦的，至lún敦后，被安置在一个难民机构，一天给他七十英镑。开始几天，还有人陪他在lún敦参观。后来，就没有人理会了，他感到没有希望，就跑到大使馆要求回国。大使馆给外jiāo部和港澳工委法宝，征询如何处理。
我们同国务院港澳办和外jiāo部jiāo换意见后，给lún敦大使馆回了电报，希望把徐海宁送回国内，可是大使馆又来电报说，徐海宁又跑掉，找不到了。原来英国方面知道徐海宁与中国大使馆联系后，给徐海宁转移了地方。
隔了几天，徐海宁再一次跑到大使馆，这次大使馆把他留下了，并同英国政府jiāo涉，要让他回国，为他订好机票。英国政府要求派人同徐直接谈话，被中国大使馆拒绝了，只同意在机场由使馆人员陪同下，让英国方面派来的人问话。据说，英方只问徐海宁：回国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愿？徐表示是的。就这样，他离开英国，被送回国内。
北京的意见是要港澳工委自己处理这件事。我们就确定让他先回到广州，在广州八办招待所休息，派人给他做工作，稳定他的情绪。因为香港的传播界到处找他，徐海宁又是杭州人，我们就与浙江省委联系，把他送到杭州，请浙江省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休息。我们考虑徐海宁这样的情况，已不适宜回香港工作，就同浙江省委商量，让他留在浙江，另外安排工作。
同一时期还发生杨洋事件。杨洋是北京市的游泳运动员，到香港旅游期间逾期未归，并且公开声称，因为怕回国受迫害而要求政治庇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江苏同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后来才知是北京的运动员，派人了解并向北京方面查询，知悉杨洋并没有受迫害，只是他不想回去了。据我们调查，当时港英政府还没有与杨洋接触，但台湾方面有人同他接触，台湾当局也表示愿意接收他。我们很担心他会到台湾去，就一方面派人对杨洋做工作，希望他能回内地；另一方面，新华分社外事部长纪绍祥直接向我汇报，港英表示，只要我们发表声明，保证杨洋回大陆后不受处罚，可以把他们已扣留的杨洋，按处理逾期居留者的惯例，送回中国。
我表示可以，并征得北京的同意，发表了声明。大意是：对“六四”前后滞留在港的内地居民，无论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返大陆后一律不予追究。
声明发表以后，美国总领事馆却给了杨洋签证，让他去美国。外事部知道后，立即向港英方面jiāo涉，港英却表示，人已经走了，“无能为力”。对港英这种不重信用的做法，以后如何jiāo往呢？纪绍祥又找政治顾问jiāo涉，他只是表示歉意。
北京港澳办、外jiāo部和新华分社商量，为遏止港英政府不守信用的做法，要同英国较量一下。因为大陆每天都有非法逃港人员，中英双方协议，港府的边防抓到后当天立即遣返。因此决定，假如这一问题得不到英国进一步承诺，我们就拒收遣返人员。在港英jiāo涉不得要领的情况下，我们边境上就开始拒收遣返人员。香港社会反映十分强烈。我当时考虑，如果时间拖延太久，不利于争取人心，因此，我就请包玉刚去见港督，告诉他，北京采取强硬态度，是邓小平的意见，不是下面工作人员决定的。我并且请包玉刚告诉港督，解决杨洋事件，我们只要港府重新做一承诺，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同时，由纪绍祥向政治顾问，也提出同样要求。
包玉刚把信息透露给港府后，没有答复。我又专门找了嘉道理，请嘉道理运用他的影响，再一次向港英政府传达这个消息。过了一天，嘉道理告诉我：“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等消息吧。”果然，港府政治顾问找纪绍祥做了口头承诺。我们认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传媒界有人问起，我们就把港英的承诺予以宣布。可是，政治顾问又出面否认，我们不得已，又做了澄清。最后，港府在十月廿六日《南华早报》头版，发表了他们的承诺，表示香港政府无意让香港被用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基地，……港府将继续对香港的特殊情况、中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和利益，予以慎重考虑。
我们在十月廿三日，港府私下口头承诺后，即结束了拒收遣返人员的做法。在整个事件中，广东省很支持，广东的边防部队给了很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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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的恶化，还突出表现在英国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采取强硬、进攻xìng的态度，使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八九年八月十四日，港英政府常务司屈珩发表题为《收拾残局》的讲话，表示“六四”事件使港人信心受到打击，他要港人研究九七后中国的驻军问题，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关宣布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条文，还提出希望中国当局延期颁布基本法。
香港本来就有人担心中国在香港驻军。在中英联合声明谈判期间，邓小平批评耿飙讲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曾引起震动。“六四”北京用军队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更使港人震惊。屈珩重提这一问题，政治上的企图显而易见。
屈珩用《收拾残局》这个讲话向中国发动攻势，显然不是他个人的举动。我们研究之后，根据北京确定的精神，决定给予回应。并报告北京备了案。
八月十八日，我们以新华分社名义，评论屈珩的讲话，是“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并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专论，指出屈珩这样做，违背了起码的外jiāo常识。第二天，北京也有反应，外jiāo部发言人表示，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国的事情，不容干涉，并突出：“最近一段时间来，包括港英政府常务司在内的一些英国官员，公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横加指责，粗暴干涉，甚至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提出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的荒谬主张。”把事情提高到英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
驻军问题是基本法起草中，突出争议的问题之一。双方争执不下的背后，还有一个香港添马舰海军基地，及英军在港三军总部的问题。当时，英国似乎还不便公开提出。
英军在港的驻地共有二十多处，分散在新界、九龙和港岛。英国给中方的jiāo还方案，是九七年英军撤走时，将这二十多处兵营，一部分jiāo给中国，主要是新界等边沿地区的驻军点；一部分jiāo给特区政府，做为纪律部队（即警察）等部门使用；还有一部分位于市区的，改为商业用地，这包括添马舰海军基地和窝打老道兵营等处。
添马舰基地是英国驻港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据我们了解，添马舰不仅是英军的总指挥部，还驻有特殊部门，许多现代化的侦察手段、设备，可能都集中在那里。传说英国政府曾经想在九七后将其改为总领事馆，并放出空气进行试探；中国也放出空气，表示不赞成。也有传说，英国打算把添马舰拆毁。后来又有传说，把海军基地搬到一个小岛上，再把这里填海造地，作为商业用地。（现在英国已单方面将海军基地搬迁昂船洲，英方也单方面宣传，九七年就添马舰三军总部移jiāo给中国。）
中国的军事部门，以总参谋部为主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按英国提供的资料，在港英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下，到香港实地视察。港澳工作会议上，也曾做过讨论，基本同意英国的设想，但有些方面也有异议，主要是认为应在九七后由中方决定。是否把市中心区的驻军点改为商业区，中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军事部门想要全部接收，港澳办、外jiāo部则不想全部都由军事部门接收……。他们之间jiāo换意见得不到结果，因此难以具体与英国jiāo涉。
李后曾当着姬鹏飞面，要求我帮助他们向杨尚昆反映，要杨尚昆支持他们的意见。我尚未来得及向杨尚昆讲，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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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布戒严之后，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原定五月廿二日国内草委组团来港，因北京政局剧变而临时延期，姬鹏飞也取消访问香港。一些香港人士先后公开宣称辞去基本法草委或咨委的职务，原定六月三日举行的咨委会第七次全体大会，因北京和香港的形势而宣布延期。
北京“六四”的qiāng声，更使港人感到唇亡齿寒。九七之后，香港能否保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中国能否兑现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还有没有民主和自由？都引起港人质疑。出于争取九七后有更多保障的心理，港人对基本法的内容，特别是政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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