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内地。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bào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xìng大。他还说，“文汇之友”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qiāng杆子的桥头堡”，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jiāo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xìng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内疚，到李子诵家去做“工作”。我能和这位爱国、正直的老人说什么呢？我当时只能请他谅解，请他保重身体，建议他外出休息，如去内地，我愿意代为安排一切。我真诚地表示：“李老，你仍是共产党的朋友。”（当时，我还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代表。）
我对李子诵很抱愧。特别是，当后来知道，“文汇之友”活动真相，不是那回事时，更感不安。现在乘此篇幅，谨向李老道歉！
76
七月上旬，姬鹏飞专门召集、主持了一次讨论香港“六四”以后形势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港支联”的问题。
香港支联会，以香港激进民主派为骨干，以司徒华、李柱铭为首，他们抓住了香港各界市民支援天安门爱国学生运动的机遇，建立了“支联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一个以中右为主，综合左、中、右的统战型的组织，其领导权掌握在激进民主派手中，当时几乎网罗了香港各方追求民主自治的团体，也包括不少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漠的中间xìng社团，甚至还有部分左派组织。他们在六四事件中，对北京采取了异常激烈的斗争策略，呼唤要“打倒邓、李、杨”、“打倒法西斯”，声明不承认“李鹏政权”的合法xìng，誓不与“李鹏政权”jiāo往。
会议上，北京认为这是一个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组织，是西方某些国家和本地fǎn gòng势力结合起来，企图将香港变成fǎn gòng基地的工具，要求英国予以“取缔”。姬鹏飞同意李后的观点，“对英国政府纵容港支联的做法，我们要进行jiāo涉，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港支联的注册，取缔港支联。”
工委的看法有些不同，会上我们分析，据我们情报部门了解，支联会确有少数人利用这个组织进行反对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些少数人当中，有外国、外方势力的代表，想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的fǎn gòng颠覆基地，广大群众出于义愤，参加活动，跟着喊了些过激的口号，我们应该采取分化、争取的政策争取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我们同意采取由英国人出面，用香港法律手段，取缔“港支联”。英国法律是禁止颠覆英皇的。在香港公开号召颠覆中国政府，打倒中国政府的口号，我们可以向英国政府进行jiāo涉，但估计英国接受的可能xìng不大，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今后的工作。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fǎn gòng颠覆基地，我们认为历来就如此，现在只是一些人想利用这次运动，把过去的秘密状态，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化。情报部门已经初步了解，内地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外逃，靠港支联帮助他们，不但出钱，还有专人在进行。有些外逃的人，先住在这位“专人”的家中，然后取得外国签证，离开香港。这样一些少数人，是重点打击对象。
会议中没有对工委的分析再进行讨论，结论是要向英国政府jiāo涉，“取缔港支联”，并经过其他方面的工作，逐步削弱以至取消这个组织，取消这个被某些势力利用，以香港为基地，意图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会议还对恢复基本法起草活动，听了李后的发言。李后根据香港在“六四”中的表现，提出在基本法草案里，须增加防止颠覆政府活动，以及紧急时期实施戒严等内涵的意见。与会者没有异议，也通过了。
会后，外jiāo部和香港新华分社，分别向英外jiāo部和港英政府，提出取缔港支联的jiāo涉。我们还在香港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势”。英国政府则以港支联注册，不违反香港法律为理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此外，我们说服了一些参加港支联的左派和中间派社团，退出港支联。有些中间派社团，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也退出了港支联，这对港支联而言，只是“削弱”了一点。
七月廿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艾中的文章，题为《一国两制，不容破坏》。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事，感到很突然。查问后知道文章是港澳办起草的。香港社会对这篇评论反应强烈。我感到文章有两处不妥，一是公开了少数人企图把香港变成公开或半公开fǎn gòng基地的内部分析，而且文章的措词，引导人们认为：在香港凡参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人，都想把香港变成fǎn gòng基地，打击了一大片，广泛树敌，这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极不策略。
第二，几乎是公开点了李柱铭、司徒华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公开视二人为“敌”，非但不能孤立他们两人，且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知名度，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还造成以后无法接触这两个人，无法进行工作的局面。这两个人的立场，我们是早就知道的，做为今后政治斗争的对手，我们应该既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六四”以后，他们对中国形势估计错误，采用了过激的策略，当前，和他们斗争成为主要的一面，现在这样公开点名，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了，也是过激，不策略的做法。
我考虑先设法澄清第一个问题，须向香港社会做些解释的工作，设法冲淡一些《人民日报》文章所引起的激烈反应，把多数和极少数分开，澄清“fǎn gòng基地”与多数人是绝不相干的。我立即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重点阐述这一观点。写完后送北京，希望仍然在《人民日报》发表，结果李后传话来，只同意在《望》杂志上发表。当然，这篇文章的基本立场是维持《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所以效果并不大。
“六四”后，我与司徒华、李柱铭私下有过直接、间接接触，当时目的是为了留有以后恢复合作的余地。但北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会赞同，并且事前可能会组织，事后可能“记账”，如不立即批评的话。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港支联“取缔”、“取消”的策略方针是错误的，是达不到目的的。这个错误策略，不仅“九七”之前无法达到，“九七”后也少有可能。如果届时采强硬措施“取缔”，不仅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要进一步付出政治上的代价，也会使特区政府处于极为困难的地位，损害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明智的做法是“容忍”，争取大多数，逐步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随着大陆本身的不断改革开放，时间日益接近“九七”，香港和内地关系的日渐密切，实现这一方针、策略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错误方针、策略的制定，我是参与并同意的，我有责任。
第十五章 中英关系的新低潮
--------------------------------------------------------------------------------
77
“六四”事件后，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恶化，中英关系也恶化了。中英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中英关系又进入了低潮，结束了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短暂的合作期。
英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共同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政策，英国中断了与中国之间的外jiāo接触，也片面中断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会议，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一切磋商，几乎完全停顿。英政府对社会群众的爱国运动，采取支持的策略，这样不仅可取得广大市民的好感，也可更加恶化中国的形象，削弱市民对中国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会影响香港的治安，以致无法控制，引起中国的jiāo涉和干预。六四后，他们处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的做法，是矛盾而高明的。
港英政府对市民的爱国活动给予便利，例如开放跑马场让群众集会，这是开了以后从未有过的先例。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保护新华分社与中资机构。当时，新华分社大楼门口不断有yóu xing、请愿、日夜静坐、绝食示威等群众活动，新华分社对面墙上贴满了标语、漫画，观望的群众很多，情况紧张，港英政府除了增派警察巡逻之外，还加派了几十名警方人员常驻在新华分社。我们把大楼底层让出一部分给他们住，他们架设了电话、监视电视等，布置了相当周全的保安措施。以往历史上，香港的九龙bào dòng，也曾发生过袭击中国在港机构的事情，当时，港英政府事先并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次，他们很主动，而且还是事先征求我们意见，取得同意后，才这样做的。他们对中资各银行、报社等其他中方机构，也是如此。
六四后，工委也做了发生最严重情况的准备。我们将工委负责人分为两组，一组坚守新华分社大楼，准备应付任何严重情况，一组撤至赤柱招待所，准备在新华分社无法与外界联系时，能继续进行必要的活动。我决定留在新华分社大楼，郑华、乔宗淮去赤柱。
“六四”前，港督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去港督府吃“午茶”，经外事部报告外jiāo部同意后，我去了。卫奕信问我对北京发生事情的看法，我能告诉他个人的看法吗？我特殊地运用了外jiāo方式：“奉命告诉阁下，北京天安门前的活动，是动乱。”卫奕信表示理解的态度。
当谈到香港本地社会支持北京学运活动时，卫奕信告诉我，四月廿一日号称百万人的yóu xing活动，据港英政府警察部门统计，约五十万人左右。他们尽全部力量，保持了活动没有发生意外。他并向我表示，他们也会尽力维护中国在港机构的安全，在这方面，感谢新华分社给予他们的合作。我也对港英政府保护在港机构安全的措施，表示了感谢。
我与卫奕信正式谈话后，在他从会客厅送我出港督府邸的中间闲谈，他谈到，现在这样的形势下，处理事情很难，表达他处境有困难的心情。我当即同情地表示：“我理解。”他听后很感动地说：“你在一个大省负过领导重责，有经验，知道遇上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问题。”我同情地回答他：“我理解你的困难，我们彼此差不多。”卫奕信普通话很“标准”，我们是用普通话直接jiāo谈的。
我与卫奕信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