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máo zé dōng思想，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jiāo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yóu xing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qiāng“之后，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后，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jiāo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态度，我积极征求港方中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包、李也先后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后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所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指的“邓先生所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后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jiāng zé mín，不见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jiāng zé mín。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后来李后给我打电话说，jiāng zé mín不愿意再单独见什么人了，理由是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jiāng zé mín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借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后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75
六四风波中，香港新华分社与各中资机构的不少员工，参与、支援天安门学生爱国活动。六四后，工委讨论决定，不管是参加签名、yóu xing、募捐等支援活动，“一律不咎既往”，自己接受教训，不要求做口头或书面检查，并将决定报告中共中央。姬鹏飞很快通知我们，表示同意工委意见。四中全会期间，我向新任总书记jiāng zé mín又汇报了这个意见，得到他的同意，我们便向各单位做了传递，稳定了内部不安的情绪。
可是，七月间，我去北京参加姬鹏飞主持的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上又要求工委及所属单位对六四期间港澳出现的“问题”，作出“反思”。所谓“反思”，就是“检讨错误”的同义词。当时，北京从市到中央，从个人到机关党委，都纷纷在做“反思”，实际上在搞“人人过关”，大搞“秋后算账”。姬鹏飞已经通知我们，同意工委“一律不咎既往”的意见，jiāng zé mín也同意了，现在又要“反思”，出尔反尔，我沉默以对，不表示态度。周南见状，出面打圆场说：“反思一下有什么要紧，我们外jiāo部党组也做了反思。”我点点头，表示接受。
回港后，在工委会上传达后，我表态说：“整个六四事件期间，我不止一次说过，工委在处理上如有什么过失，将来追究责任，你们（指其他工委委员）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实际上，也都是我做的决定。我们对下已经宣布对六四期间发生的问题，既往不咎，现在中央又要我们‘反思’，我考虑，我们没有犯什么错，但不‘反思’又不行，请大家考虑怎么处理。如果要‘反思’，也只由工委‘反思’，下面是否不传达，也不要求他们‘反思’。工委的‘反思’，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责任还是在我，不要大家负责。”会议上发言的很少，最后结论是：“写一个反思吧！”把“写”的难题，jiāo给了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
我考虑了几天，和佘孟孝商量，如何“写”“反思”。佘也有个初稿。共同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什么错误要检讨，但作为教训入手，可以“写”几点“认识”。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以及港澳的支援运动，如何提法？最主要的是对关于“动乱”、“暴乱”的定xìng，在“反思”中如何提，斟酌再三，采用了“北京风波”的提法。
这样，“反思”在工委通过了，报送给中央。十月，五中全会期间，姬鹏飞谈到工委的“反思”报告，竟说：“你们的‘反思’报告，写得很好！”我真不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
七、八月间，港澳办一位干部私下告诉我，jiāng zé mín在工委的“反思”报告上做了“批示”，大意是，“看来，许家屯是‘右倾’，工作上应该调动一下。”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批示”送港澳办秘书处，还没有来得及送给秘书长李后，中央办公厅又派人取回去了。什么原因，取回去的人没有解说。我相信这位干部送给我的信息。因为不久前，也是他告诉我另一件事：jiāng zé mín用了两天时间，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汇报的情况他不清楚。从这位干部说话的神情看，对我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四中全会，jiāng zé mín正式登上总书记宝座后，曾主动找我谈了一次话，两人谈得较融洽。他当时还同意工委的意见，六四期间，参加支援活动的港澳中方机构人员，不管情况如何，一律不咎既往。他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批准了工委的决策。
从他听到李后、鲁平汇报后，他的态度有了改变。数次我去北京，我让秘书和他的秘书联系，要向他汇报港澳情况，他的秘书是他从上海带到北京的，以往对我态度很友善，每次接到我秘书的电话，有事随即解决；可是现在语气变了，老打“官腔”，先是说jiāng zé mín日程排得很满，有空再通知我，随后便无音讯了。一次还罢，两次，三次都如此。使我不仅感觉一旦官做大了，人就变了，还预感jiāng zé mín对我的看法，也有变化了。
这位干部送的信息，证实了我的感觉，jiāng zé mín已给我“右倾”帽戴，准备“秋后算账”了。
后来五中全会时，我主动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即缘起于此。
六四风波“稳定”后，上至中央，下至市委、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从单位领导人以至个人，都纷纷进行检查、“反思”，大规模地进行“秋后算账”。中共虽然批准了工委在港澳实行“一律不咎既往”，实际上又不断施加压力，进行“算账”。不同的是，北京是全面“算账”，香港只是个别清点。
港澳办在六月底，专门通知工委，要我去北京开会，讨论六四期间，关于港澳报刊报导问题。我和张浚生商量，汇报时，突出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虽然两报的报导有过分之处，但我们已经宣布一律不咎既往了，今后要“转变”过来，还是不能急，要逐步来，着重点还是要大家接受教训。
我和张浚生一同参加会议，姬鹏飞主持，港澳办、外jiāo部还是那几位与会。中央对外宣传组负责人朱穆之、中宣部副部长曾建徽，专门参加了会议。
一开始，曾建徽便责问：“《文汇》、《大公》怎么搞的？”与李鹏廿五日和见面时的责问口气几乎一样。朱穆之随即附和，指明要工委汇报《文汇》、《大公》的问题。
张浚生按准备好的提纲做了汇报。曾建徽不断chā话，指责：“共产党自己的报纸，骂自己共产党，实在不可思议！”我估计他们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等待他们提出“指示”。
张浚生汇报到工委的处理原则，转变要逐步来，不能急，要容许两报员工有接受转变、接受教训的过程，急则可能生变；并且也要让社会有个接受的过程。这是，我观察到曾建徽不断摇头。
我还是做了补充。一开始，我用的仍是对李鹏讲的观点：不能用内地的标准来要求这两份报纸，更不能用内地六四后的处理办法，来处理这两份报纸。六四期间，两份报纸的做法，也是不得已，当时香港社会上与报社内部，群众激动的程度，报社领导已很难控制。连我们工委也是如此。报社为了不被内外部群众冲垮，为了保留阵地，才做了权宜处理。我们应设想当时报社领导人的处境。我强调，处理《文汇》、《大公》，特别是《文汇报》，不能急，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当时，内地各新闻机构正在大搞“秋后算账”、“人人过关”活动，还把大批参加支持学生爱国活动的记者、编辑，调职、撤换以至逮捕。）既然已将中央批准“一律不咎既往”的政策宣布了，就只能在原基础上，加强教育，逐步转变，，让他们有个接受教训的过程。
朱穆之、曾建徽经我这么说后，他们相互看看，没有表示赞同或反对。与会的其他人看来也chā不上嘴，姬鹏飞也没有表态。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开表示异议，我也就认为他们同意了。
朱穆之还是开了腔，他问：“在香港办一份《人民日报》样的党报，怎么样？”曾建徽进一步问：“《大公》或《文汇》，改一份为党报，怎么样？”于是，姬鹏飞也加入了讨论。
我很不以为然。在香港办《人民日报》式的党报，不可能办得成功，《人民日报》海外版便是例证。鉴于当时气氛，不便反对，只好敷衍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他们也同意了，算是结束了会议。
回港后，工委讨论时，请两报党员社长、副社长杨奇、陈伯坚列席，传达后，大家都感到压力沉重，但还是坚持处理两报既要“转变”，又不能急，也不要施压的原则。“转变”则采用逐步“淡化”的做法，使内外都能有一个可接纳的过程。要两报党内外工作一齐做。工委决议指定由张浚生出面告知《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有关北京和工委的意见，请他谅解，支持。
说服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文汇报》副社长陈伯坚过于心急，往往语不择言，矛盾缓和不下来。他本人情绪也不正常，时常和张浚生起冲突。有一次，他竟然对人说，准备随时被调回北京，开除党籍，坐牢。我为此特地找陈伯坚谈话，我说：“你在运动中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岁数已这么大，早该退休了。看破一点，了不起受点处分。这也许是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