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我反复说明利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对，责问他：“还要不要党的原则？要不要照顾统战对象？”两人不欢而散。
回香港后，包玉刚可能已知道情况了，（他怎样知道的，我不清楚。）请我吃饭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晤，谈了不少带感情的话。一见面，他反劝我说：“我已经将股权让给荣智健了（名义上让给曹光彪，由曹再让给荣）。谢谢你的关心，这事就算了。”谈着谈着，又说：“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失败的事，一件是投资渣打；一件是港龙！”我能说什么呢，他投资港龙是应我之请，我只好说，真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张建华来请示，曹光彪告诉他，包玉刚已经让出股份了，要张把港澳国际的股份也赶快让出。张问：“是否也让给他？”我气愤地说：“曹光彪说了不算，要让，要他们拿国务院的文件来。”隔天，荣智健要求见我，他无事不登门，我明知道他为此事而来，仍然见了，他称我叔叔，道明来意，我也同样告诉他，要港澳国际的港龙股份，需国务院来通知，我会照办。果然，不多天，国务院来了通知。可见，李鹏对他是如何支持、“爱护”。
四中全会，jiāng zé mín正式当了总书记，要中央办公厅告诉新华分社办公厅，每日报送香港报刊，及内部编刊的有关香港及大陆的反映材料。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告诉我，他已照办。总书记关心外界反映，关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认为对香港工作来说，是好事。但佘反映，jiāng zé mín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时，也向新华分社办公厅副主任许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许某竟没有请示秘书长，就自己办理了。事实上，工委是主动将香港及外界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给内地部、委及省、市委负责人参阅的。新华分社专门为此编印了各种“参考”。许某是jiāng zé mín在电子工业部任部长时，副部长曹维廉的秘书，后来曹维廉来新华分社任副社长，许仍随同任秘书，曹逝世后，改任办公厅副主任。jiāng zé mín当时通过这样的关系，要工委的材料，我们感到意外，这种做法不符党的组织原则。但事已过去，而且jiāng zé mín又当了总书记，佘孟孝反映之后，我们相视苦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不久，中央办公厅又向新华分社组织部下指示，郑华在工委会上告诉我和几位副社长，jiāng zé mín指名要新华分社提许某为办公厅主任，大家十分诧异，有位副社长感叹：“总书记真是管得太细了，关心到一个办公厅主任！”大家不以为然，也不肯表态，我为了“维护”总书记威信，作了和事佬，对郑华说：“刘林（办公厅主任）正好要辞职，就让许某做吧。”后来周南上任当了工委书记后，就立即指定许某主要负责整理关于我的“材料”。我听到后，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jiāng zé mín会见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咨委时讲：“井水不犯河水”，在香港社会引起反感。我们在社内同仁中议论：“怎么能这样讲？这会给人认为，他们不了解香港情况。”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国人，香港已面临回归，怎能将香港人视为外人，称之“井水”，而排斥与“河水”，中国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爱国活动，不能视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极少数，怎能将绝大多数香港通报，置于敌对地位呢？我当时估计，jiāng zé mín可能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后，接受了他们不正确的信息和意见所致。
不久，又发生jiāng zé mín评论新机场事件。
港英政府筹建新机场是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却发展成中英政治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姬鹏飞曾问过我的看法。我说，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角建第二机场代替现有机场的打算，后来因知道我们要收回香港，搁置了计划。八六年，胡应湘、李嘉诚提出比港英更庞大的开发大屿山、香港岛西海域，建第二机场和扩展码头港区的规划，因港英政府不支持而胎死腹中。现在，港英方面为了在撤退前争取人心，撤退后争取有人怀缅，也是在撤退前应英商利益需要，重提所谓“玫瑰园”计划，政治上考虑多于经济上考虑，至少是并重。
我讲，从香港经济发展以至大陆经济发展上来考虑，建设新机场，扩大海运码头，还是需要的，从投资可能上估计，我也初步做了估算，问题不大。按港英过往做法，纯由政府投资的可能不大，它可用社会资金，把部分工程经过投标让给商人经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英商得益。即使完全由政府投资，八年完成，不按他们宣布的一千亿估计，加一倍，以两千亿计，按港英政府近几年的收支盈余状况，及这几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幅度，只要保持继续繁荣，每年平均拿出二百多亿，是可能的。但估计港英政府不会这样做。我告诉姬鹏飞，已不知新华分社政策研究室进行研究，不久将向中央送出研究报告。
几天之后，jiāng zé mín在接见一批人时，突然对港英新机场建设一事表态，说：“不要你情况，我会钞。”香港社会舆论又引起一阵反感。我想，既然已经有了看法，作了决定，姬鹏飞为何不预先相告呢？当时，我对jiāng zé mín的讲话有意见，我会钞的“我”，是指包括香港中国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还是仅指大陆的人民或政府？不久前，总书记刚把大陆的“河水”与香港的“井水”刻意分开，现在讲的“我”，使人感觉，仅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的代义词。
从社会舆论反映看，基本也是这样。如果这样解释“我”，未来新机场建设超支，怎会是大陆人民或中央政府“会钞”呢？应是增加港人负担。总书记如果以此角度，警告港英政府，可能会获得港人好感。但也需要有待明确一种情况：港英政府将工程全部包下，不采用社会资金，可能出现力不能负，留给特区政府一批债务和烂尾工程。现在，情况未明。“会钞”之说，未免言之过早。显然又是误信了“参谋”之言。
后来，经济纠纷不断，是我当时未曾估及的。当时我正努力组织港人北访，试图改善中港关系，改善港人对中央新领导班子印象，恢复港人信心。总书记却在香港具体问题上亲自出马，频频发言，又不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至少是不完全符合），这种不留余地，使自己形象在港人中恶化的作风，我颇不理解，也甚为痛心。
六四后，香港中外财团某些中、上层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私下酝酿一个所谓一九九七年后，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英国“以主权换治权”的翻版。不同的是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如果按香港本地财团的设想，是由港人出面“租用”，仍是“港人治港”，但已不是按基本法规定的“港人治港”，而是出钱“租用”的财团雇佣或他们自己推举的港人“治港”；如按某些外资财团的设想，则为他们出面“雇佣”或推举什么人来“治港”。第二个不同的是，那时是治权“无价”，这次有人“开价”，每年一亿美金，有人开价一亿英镑。
他们纷纷要求见我，进行试探。港人财团多通过他们的中年代表，自己没有直接出面，至少我的感觉如此。如苏海文夫fù一起来见我，谈关于“租用”问题，他当时已在报刊公开发表了文章，提出用十亿英镑向中国政府“租用”香港十年的意见。他们夫fù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猜测可能是苏海文岳父包玉刚的派遣，或得到他同意而来。美、日、法商界某些人士，同样也为此事要求见面，提出相同“建议”。不同的是，他们担心香港华人财团“雇佣”治港的英国人，或英籍人士，我问他们主张“雇佣”什么样人，他们又说不出口，支吾以对。
不论是中、外人士，我答复他们，第一：我答允将他们的要求，向北京高层反映；第二：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敏感问题，中国政府接受的可能xìng“甚微”；第三：建议他们不要再扩散，特别不要再通过传媒，在报刊上议论。（我担心北京过度反应，作公开批判，增加这些人的反感。）中共四中全会时，jiāng zé mín当了总书记，找我谈话，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见他听得很有兴趣，反映过后，问他，要不要写一个文字的报告？jiāng zé mín很爽快地答：“可以，你发一个电报来。”我又问：“要不要同时报小平同志？”jiāng zé mín点点头说：“可以。”这样，我回港后给“中央常委并小平同志”发了报。
四中全会开会期间，我没有去港澳办，没有和他们谈及这一问题。不久，港澳办开会，讨论香港工作。会议未开始前，在姬鹏飞办公室闲谈中，提及这一事件的电报，鲁平声色俱厉地批评：“还是老一套，卖国求荣！”周南同声响应，姬鹏飞沉默不语。散会后，我适与鲁平走在一起，便告诉他，发电报是我口头汇报后，jiāng zé mín同意的。
过了几个月，jiāng zé mín在一次会见某些香港人士的讲话中，又公开出面，表示反对此议。我很诧异，为何久未答复，香港关于此议已见淡化，总书记为何又公开答复，后来知道，鲁平向中央告了状，诬告我说过，因jiāng zé mín同意了这个建议，我才发报的。jiāng zé mín才有此公开澄清。
同意发电报变成同意建议本身，jiāng zé mín不经查证，即轻信鲁平片面之词，我甚失望。
五中全会jiāng zé mín做了政治报告，李鹏也做了所谓重要讲话。他们举起“治理、整顿”大旗，阻止改革开放。jiāng zé mín的政治报告中，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务个体户“开刀”，提出要使所谓非法致富者“倾家dàng产”；乡镇企业要大加紧缩……在中顾委会的小组会上，多数表态“拥护”新总书记和总理的报告，也有人不正面表态，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小组长要我发言，我也只反映香港情况，没有正面表态。但对个体户的“新政策”，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只有政策规定，没有立法，如何区别合法、非法，建议加快立法。私下，与会者议论不少，不少人认为江、李主张的一套，不合当前实际，难以实施，有人问我的看法，我回答：“估计行不通，地方上会有抵制，群众也会有抵制。会给地方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过一段是会恢复的。”
jiāng zé mín、李鹏这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使我陷入难以表达的失望之中。我为香港担忧，为中国共产党担忧！
陪同邓小平会见港澳人士，右第一人为作者。
左起许家屯、máo zé dōng、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一九六四年摄于南京。
参观画展。右起第二人为邓小平长女邓琳，右四为霍英东，右三为徐展堂。左一为费彝民。
香港各界人士合影于香港瑞君酒楼。前排左起蒋丽云、梁凤仪、许家屯、黄廷芳、谭云、乔宗淮。后排左起陈虹、黄智超、X振英、胡经昌、周安桥、吴光正、黄宜弘、刘永龄、黄志祥、X震寰。
（录入者注：有二个字未见于扫描件中，故以X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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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āng zé mín、李鹏在香港事务处理上，只听李后、鲁平的汇报和见解，又不肯见我，听我进言，和我距离越来越大。我估计，我和他们已不仅是“六四”上的分歧了。要改变这种局面，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要我在香港工作下去，不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唯唯诺诺，听从北京那几个人的“瞎指挥”，我做不到。五中全会jiāng zé mín的政治报告，更使我失望，我决心退休，看能否争取到“安全降落”。乘宋平参加中顾委分组会休息之际，我向他正式提出退休要求。宋平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央没有考虑你的退休问题。”我回答说：“我已七十出头，年岁太大了，事情太忙，精神已感不足。常感疲劳，还请中央批准。”这也是实情，但主要的理由，我想还是不提为好。同时，我提出要求：退休后拟在深圳定居，做点力所能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宋平一面表示，“现在不是你退休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件事”，一面又说，“中央一时也找不到接你班的适当人选”。我便介绍，“叶选平可以，他是广东人，对香港情况也比较熟悉，和港澳人事jiāo往也比较多。”宋平说：“这个想法不错，好处可能多些。”
隔了几天，仍是五中全会期间，宋平又要中央组织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告诉我，不要考虑退休问题，中央确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又说，如果将来退休，几点要求不成问题。
期间，见到杨尚昆，我请他向中央转达，我退休的要求，杨尚昆很干脆地回答：“现在不考虑，工作一段再说。”我坚持请他转达，他摇摇头，不以为然。为了促成北京让我退休，我决心利用公开场合，制造气氛，也可以让港人有心理准备。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应邀出席巨商郑裕彤的皇朝会俱乐部开幕仪式剪彩，在记者采访时，我主动讲，已经向中央提出要求退休问题。消息传到北京，首先接到杨尚昆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杨尚昆有些不满意，转告我，“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接着，北京又有人告诉我，中南海对新华分社人事有新决定，周南将来港接替我的工作。我很高兴，但知此消息的同仁都埋怨我，不该公开主动讲退休这件事，“给他们机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要我立即去北京，我知道此行与我退休事有关。次日到京，当晚李鹏、宋平、还有中组部部长，在中南海召见，他们开门见山，刚坐下就宣布：“中央决定你退休，由周南接任，有什么意见？”他们不讲是我主动要求退休，而说，“中央决定”，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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