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事又补充说，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情治系统。这些是因为台湾是中国本身的统一问题，不同于香港是从外国手中收回。
最初的这些构想，目的在争取台湾政府的领导人蒋经国。蒋经国在世时，开放党禁，产生民进党。他去世以后，台独思想和活动发展。北京观察到这些现象，对台湾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guó mín dǎng内大陆去台湾的势力在逐步衰退，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本地势力的发展及其所作所为，说明李登辉不仅代表台湾本地势力，而且代表台独的势力。李登辉不能算是台独派，但他的作为显示他是“独台”。台独势力的活动、存在和发展，至少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李登辉得势与地位逐渐巩固，使和平统一的可能xìng越来越小。中共高层、邓小平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重新评估两岸形势，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xìng越来越少，依靠武力解决统一的可能xìng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原本就是两手准备，和平统一一手，武力统一一手。但一直是把和平统一放在主要地位。新的评估，把武力统一作为主要吃一手。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要等待时机，武力解决。但也不放弃和平解决统一的可能，仍要力争。我看，直到现在，这个方针仍然没有变。
北京一向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韩战以后，美国政府一直是支持台湾的重要国际因素。虽然中美建jiāo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问题由海峡两岸自己解决。但从中国的角度看，认为美国一直未曾停止和放弃支持台湾，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国会议员，还暗中或公开地支持台独势力。
中国统一台湾，还有日本的因素要考虑。台湾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战结束，guó mín dǎng中国收回台湾后，日本在台湾的势力有某种程度的保留，以后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势力的经济基础，又得到新的发展，日本的一些保守势力，仍在支持台湾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中国的观点看，李登辉得到美国和日本的支持，将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还必须破除这些障碍，如果将来不得不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也要考虑这些国际因素。
我个人的看法，用武力统一也有一个时机问题，需要看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武力统一也不完全就是直接进攻，也可能采用封锁或其他办法。海峡两岸的武装力量，大陆固然占优势，但国际形势际遇是否成熟也要考虑。假如国际形势的际遇比较成熟，美国的可能干预是有限度，直接进攻的可能xìng就较大。
台湾以及国际一些人士，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问题的估计是不足的，他们把金门pào战视为中国无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依据。máo zé dōng在大陆濒临全面解放时，便准备进攻台湾。结束上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即接获任务，积极准备解放台湾。当时还准备派现已卸任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先到台湾，负责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呼应解放台湾的战斗。
中共在解放福州、厦门后，随即展开金门战斗。据当年金门战斗的指挥员叶飞告诉我，当年战事失利，是情况判断错误。进攻金门岛之前，没有估计到guó mín dǎng在海南岛胡琏的军队会撤退到金门，使金门的守备力量霎时增加一倍。战斗打响后，才知道胡琏的军队到了金门，同时，人民解放军用木帆船渡海，船只数量不够，因为判断金门只有两个师的残缺部队，所以只用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师，渡海登陆。当时对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很强，因为渡江战役中，用的是木帆船，胜利地渡过长江，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用的也是木帆船。
登陆后，由于轻敌，解放军未先巩固前沿阵地，迳向纵深发展，被guó mín dǎng部队切割包围，适逢退潮，木帆船搁浅，登陆船只全遭烧毁，后援部队无法增援当时搜罗船只，只能运几个连去增援，上岸即被消灭，等于白送。进攻的部队，苦战一番后，终于被guó mín dǎng军队全部歼灭。
这一杖之后，重新检讨了木帆船渡海作战的经验，虽然没有放弃解放台湾的打算，但到韩战bào发，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才搁置了这个意图。
后来有人主张解放金门、马祖，máo zé dōng不赞成。他讲保留金门，让guó mín dǎng继续在金门存在，就可以拖住guó mín dǎng、蒋介石。采取pào战的办法，打而不占领。后又采取隔日pào战的战术，单日打，双日停，把pào击作为一种政治攻势、精神攻势，在战略上把guó mín dǎng拖住。
有些人讲，máo zé dōng因无力解放金门，只能pào击“吓人”，这种估计显然不对。máo zé dōng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和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máo zé dōng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máo zé dōng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máo zé dōng的考虑过人之处。
一九八九年，台湾总统选举前，我们向北京汇报了对台湾局势的看法：假如李登辉继续当总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xìng就会减少。第二年，国民大会改选，可能会把万年国代选掉，本地代表将占多数，大陆去台势力将更削弱。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改选，会更进一步削弱大陆去台势力，增强本地势力。台独或独台的力量，会增强和发展，和平统一的可能xìng就更渺茫，势必将演变为以武力统一的可能xìng越来越大。后来我知道，我们的看法与北京是一致的。
我到香港后，了解到台湾社会的动dàng程度，并不比香港轻多少，大陆撤到台湾的人士中，有力量的或已移民到外国，未走的，不少也做了移民的安排，或子女留学外国，或自己也拿到了外国的居留权，都有两手打算。台湾本地势力中的有钱人，相当多也如此。不少大陆到台人士，不仅担心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更担心台独、独台势力的发展，使他们将来可能在台湾受到歧视，甚至担心死无葬身之地，连祖坟都可能遭台湾人挖掘泄愤。因为guó mín dǎng刚到台湾时期，残酷镇压过台湾一些反抗力量。而台湾本地人也担心大陆武力统一台湾。
新华分社内有对台工作部，部长是黄文放。主要工作对象是台湾一些人士。他们一方面收集和研究台湾的情况，一方面做些统战、联络的工作。然而，缺点在于这些都是老关系，对香港的民间亲台势力，以及guó mín dǎng在港单位，工作很少。
整个对台上层统战工作，北京极需有新的进展。以对蒋家的统战工作为例，当时相当多的人到内地，自称为蒋家某人的代表，因而得了不少好处。然而他们是否真能代表蒋家某人，或者根本与蒋家某人毫无关系，北京也无法断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明白打通台湾军政高层关系的渠道，是极需要努力的一项重要任务，就产生通过香港的亲台人士发展台湾工作的构想。香港有许多台湾的关系，而且香港的信息灵通，在香港及时了解台湾比内地便利。当时已经看到蒋家从大陆带去的力量，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发展台湾关系，要注重“新生代”，包括大陆去台的第二代，以及本地的新生势力。可以通过香港工作关系，来寻求突破，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台湾很多，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等关系来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寻求某些事情上，在香港先沟通，如此发展，不排除将来的国共和谈，在香港先谈起来的可能xìng。
我把这个设想向杨尚昆、赵紫阳当面讲了，他们两人都表赞同。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两次请我去参加，并且同意我成立香港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后来我联系到一些台湾的上层关系，杨尚昆、杨思德一再jiāo代我，要我单独同他们联系，不要告诉其他人。知道周南接任后，杨尚昆还jiāo代不要告诉周南。
香港的对台领导小组，由我负责，我是组长，开始时副组长为李储文，李退休后，改由郑华接任，时间较长。佘孟孝调到香港后，副组长又换成佘孟孝。这个组织成立之初，设想的工作方针是开辟香港当地亲台势力的工作，然后寻求对台工作的突破，重点放在上层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调查研究台湾的最新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以便掌握时机，采取对策。
我们对台高层关系的争取工作，有所进展，说起来多是一些商人、学者牵的线。例如香港有一家私人公司，负责人曾经是国家干部，我们给他不少支持，使其业务有所发展，他乘做台湾生意之便，进入台湾，同台湾一些人士建立了联系，接触到一些中层官员和某些已退休的高级官员与将领。
一些做学问的人，也在进行政治活动，比如一位任教美国的华商教授，我到香港工作之前，他已经到了北京，见过邓小平。此人传话并非义务，通过香港我们的一个私人名义开的公司，帮助他研究经费。
几年来，我直接、间接接触了台湾上层一些人物，或他们的“代表”，“主流”、“非主流”都有，但一般联系的多，按他们的说法，是为了“多一条将来可用之道”，能谈及实质问题的仅是个别的。为不影响台湾当前政局，具体情况待以后适当时候，再考虑是否追忆了。
67
香港的亲台人士，不论上层或基层，不少人在意识形态上是fǎn gòng的，其中绝大部分惧共，不赞同共产主义。
根据这样的情况，我把周恩来提到“求大同，存小异”的统战方针，改了一个字，改成“求大同，存大异”，作为我们对在港的亲台人士进行工作的方针，也是我们对惧共的相当多的香港人进行工作的方针。
这个方针，也是我们对邓小平爱国爱香港统一战线方针的补充。求大同的具体表现是，爱国爱港，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存大异”，可以不赞同社会主义、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可以做朋友。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我们利用中国传统中秋节是合家团聚赏月的日子，举行一个宴会，宴请各方面愿意接近我们，关系较好的亲台人士几十人，象征一家人似的聚会在一起，席间，我致祝酒辞，宣布了两点：一是“求大同，存大异”的方针，二是希望九七后，台湾势力不会撤出香港。据说，宴会内外亲台人士多表满意。
同香港亲台上层人士的关系，第一个有新的突破的人物是著名的影业界巨子邵逸夫。
香港无线电视台，通过副总经理出面同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接触，提出希望我能去参观电视台的邀请，我立即接受。但我没想到，参观那天，邵逸夫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无线电视台的著名艺人何收信、汪明荃也参加接待，参观过程中，他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同，热情介绍，中间还设午宴款待。
邵逸夫过去同中共保持一定距离，以往，只在公共场合与新华分社人员有一般接触，从未像这次主动来接近我们。
我很快就回请邵逸夫吃饭，邀请他参加十一国庆节筹委会，他没有拒绝。虽然他过去一直是台湾“双十”国庆的筹委会委员，而且仍然保持这一身分。
邵逸夫是宁波人，我便邀请他回乡看看，他表示愿意到内地参观，但何时去还不确定，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一九八四年，他提出想去上海、浙江参观，我当即表示欢迎，并邀请他也到苏州看看。我知道他对苏州评弹有兴趣，我讲，如果去苏州，一定会去作陪。我通知浙江省、上海市政府，建议他们热情欢迎，请省长、市长出面接待。我也向江苏省建议，希望省长能去苏州接待。哪知邵逸夫飞抵上海时，只有统战部的一个处长、市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到机场迎接，据反映，邵逸夫不太高兴。
我到苏州知道情况后，专门请苏州jiāo际处处长乘汽车到上海接邵逸夫到苏州，我在宾馆等他。在苏州，我陪他听评弹、看苏剧、昆曲，邵很高兴。我见他八十多岁，精力充沛，健康情况超乎常人。他告诉我，这是他每天拂晓做一种叫做太阳功气功的效果。
上海机场接机疏失的情况，我专门打电话给jiāng zé mín。我说：“不知你是否知道这样的处理？希望你能出面接待邵逸夫，弥补在机场产生的不愉快情绪。”jiāng zé mín当即应允了。我又派苏州jiāo际处处长专车陪送邵逸夫到上海，jiāng zé mín见了邵，并宴请他，做了弥补。
浙江省的接待很认真，邵逸夫比较满意。
不久，邵逸夫对我提出，还要到内地去看看，特别是想到西藏去，也要求，不要公开报导。去上海、浙江，没有公开报导。我给四川省委发了电报，并专门通了电话，建议他们热情接待，并派医生一起去，以防万一发生情况时，有人护理，毕竟他年岁已高。
邵逸夫回香港后，请我吃饭，很高兴，感谢我替他的安排。他很自傲地说，四川省派了医生、护士陪他一起进西藏，一下飞机，他就坐汽车到拉萨，开始活动。一般人多少会有高原气候反应，他一点没事，反而跟他去的医生、护士却病倒了。以后他又去了内地一些地方。
我邀请邵逸夫去北京，表示可以陪他去，他想见哪一位中央负责人，我可以代为转达和安排，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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