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活动，最多也只有一半）。有评论者说“超过了港督尤德”。意思似乎是我“喧宾夺主”。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对一般xìng的社会活动，更加注意保密，以尽量减少“出镜”率。八五年下半年开始，我将主要时间，用到研究香港经济方面，更减少了“应酬”与社会活动。
我既“怕”香港记者，也喜欢香港记者。他（她）们年轻、有朝气、工作积极、竞争心强。大多数人待遇低，工作得很辛苦，我很同情他们。记者们提问敏感、尖锐。而我不善辞令，只能据实回答。因此，我“怕”记者，因种种原因，往往不能满足他（她）们要求，只好打招呼：“今日无料。”我懂得他（她）们“无料”时的苦恼，常怀爱莫能助的心情。有时他（她）们为了采访，互相挤得喘不过气。有几次混乱中，我曾被他们的麦克风（录音话筒）、录音机碰撞到，面上也“挂了彩”。但我不以为忤，更体会记者求新闻之切。
港英政府善于“放料”，常开“吹风会”，要求与会记者不讲消息来源，推销他们想要报导的“新闻”（但港英政府的“吹风会”从不让左派报刊记者参加）。
香港记者希望新华分社也开“吹风会”，多了解新闻的背景。我既想适当满足记者，也希望取得经验，几次请记者们茶叙、吃饭，也“吹吹风”，介绍当时人们关心问题的背景、中共的政策、想法；申明只供参考，不能报导。结果得到较好的效果，也jiāo了不少记者朋友。
“本子风波”的那次记者会之所以召开，乃因他（她）们要求多次，有些问题也需要讲，也为取得经验。未料引发“风波”。会前，我做了准备；会中，请记者书面提问，集中后有选择地答复。哪知临结束前，亚洲电视台一女记者发问，引发“风波”。后来还听到传说，讲这位女记者是我的“契女”。她的口头提问是事前安排好的yīn谋。我一笑置之，佩服这种人真会编故事。
因为“本子风波”引起内外一系列事情，以致这次记者会成为我六年多任内唯一的记者会。
后来有记者要求我们仿照港英政府，设发言人制度。我们经过考虑没有同意。原因之一，新华分社在香港，非执政机构，无此必要；第二，如果有问题需要让社会知道新华分社持什么态度，采用领导人出外时答记者问的做法，比较灵活，一样取得效果；第三，社会太敏感，党内也敏感，谨慎一点，少说为佳。
香港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给内地领导层印象很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和我谈到，广州一次公开xìng的会议，有一位香港女记者在会场中向他提问题，任没有答复。几小时后散会，他估计记者有可能未走，在会堂前等候，便走侧门，不料一出门，便看到那位女记者已守候在前。他仍不答问，女记者便紧随在侧，边走边问；不得已，答复了她的问题。然后反问她姓名，得知她是《明报》记者林翠芬。任仲夷摇摇头，赞叹道：“真会缠！这种精神，我们记者不会有。”
后来基本法开始草拟，发现很多香港记者往往由早到晚站在会场外等候采访，这种拼搏精神，或许就是香港成功因素之一。
经由任仲夷这样的介绍，我注意和认识了这位敬业、谦谨的女记者，在香港、北京、广州，几乎每次都看到她。在采访的记者群中，她不抢先，不落后，发问不多，问必尖锐，孜孜不倦，文笔简练；非采访场合会面，谦谨有礼，不抢话，说话之前往往还有点羞涩。我在港六年多，见到不少报刊不断更换采访记者，她却长期未动，敬业态度始终如一。
当时的《快报》女记者曾慧燕类似林翠芬，才华出众。她向我介绍，是广东惠州人，父亲被定为“右派”，她自幼过着受社会歧视的日子，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文革后，她来到香港，自学成才，当了记者，还出版了几本书。我阅读了她写的《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不但文采洋溢，难得的是，未因父亲含冤、自己自幼遭遇屈辱，而丝毫有失爱国之情。
后来她赴美专修英文，趁她回港休假之便，我请她及其夫婿叶知秋（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他们不久离婚）共进晚餐，表示衷心希望她能学成回港。她曾要求采访我，特别提到，希望能问一些关于我个人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在香港已成为敏感人士，一言一行都可能引人注意。“本子风波”后，不少友人好心忠告我慎言、“善开金口”；我也不想宣传自己，自觉乏善可陈；党也反对宣传个人。因此，以不方便为辞，婉谢她的好意。可是，她仍问：“将来方便了怎样？”我只好回答：“可以。”她立即抓紧不放：“假如你将来接受记者采访，第一个应该接受我的专访。”我只好答应。九零年我来美国后，她托陆铿带信，要我履行诺言，我又以“四不”相辞（不申请政治庇护，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谈话，不接触民运人士）。想不到因出版回忆录的原因，首次接受了《香港联合报》的专访，失信于故人，真不知未来如何补偿。
我认识不少香港记者，有记得姓名的、记不起姓名的、不知道姓名的，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友谊，以至一种潜在的友谊。我退休回内地的消息传开后，香港记者乘基本法草委会在广州开会，在花园酒店专门为我开聚餐会送行，他（她）们高歌一曲，要我合唱。我虽不会唱，但听懂两句歌词：“纵然不能会面，彼此也是朋友。”我那时心情不好，他（她）们的友情，使我情不自禁，差点掉下泪来。
继后在香港北角敦煌酒楼的酒会上，记者朋友们又要与我合影，要我在名片上签名留念。我一口气签了近百张，签得手麻眼花，内心却兴奋激动异常。
在广州的聚餐会上，记者朋友们还送了一套陶制八骏摆设，给我做纪念，说是回应我退休前对香港同胞的祝福：“百骏竞走，能者夺魁。”因仓皇去国，不知放置何处。后来存在深圳的衣箱获放行，竟在衣箱中发现。几次搬家，不幸损伤几匹，剩下的一直留在身边。一看到它们，香港这群年轻有朝气的记者朋友的笑脸，便在眼前闪烁发光。
难忘的年轻记者朋友们呵，谢谢您们的来函、口信！谢谢您们此时此刻珍贵的怀念！
第十二章 两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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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ó mín dǎng在香港势力的活动，有其历史渊源。加强香港的对台工作，作为整个对台工作的前哨阵地，寻找接触台湾上层人士的机会，为两岸之间的未来铺路，是我在香港的重点工作之一。
香港是guó mín dǎng当初从大陆撤退的主要地区之一。一九四九年它在华南的残余力量来不及向台湾撤退的，大部分撤到了香港，包括一部分guó mín dǎng政府的军政人员和家属，以及社会上同guó mín dǎng关系多，受影响深，对共产党恐惧的人士。他们到了香港之后，成为难民，被香港政府分区集中收容。九龙调景岭就是主要的集中地区之一。
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在香港生根落足，或经工、商，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其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富有。这些人一方面在心理上，在意识形态上，害怕共产党；一方面不少人也回过大陆台湾，粉碎四人帮以后，回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成长于香港，多数在香港受教育，少数去台湾上大学，大多对共产党态度起变化，他们受家庭的影响，或多或少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和恐惧，但比上一代淡薄得多。
在香港，倾向guó mín dǎng的人士组织了自己的社团，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社团，多属地区xìng与社会xìng的团体，封建色彩浓厚，例如各种形式的同乡会，其中尤以宁波同乡会和苏浙同乡会，倾向台湾，政治色彩较浓。
guó mín dǎng的党组织活动，处于地下状态。guó mín dǎng港澳总支部的负责人是陈志辉，其下有二十多个支部，但活动仍是半公开的，多以各种商业团体、民间团体的面貌出现。
guó mín dǎng台湾政府各个部门，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机构，例如外jiāo部的驻港机构，以中华旅行社的面目出现，还dài bàn签证。guó mín dǎng在香港有机关报：《香港时报》（九三年停刊）。另外还有几份受其影响的报纸，每天报眉上仍以“中华民国”多少年来记载。
guó mín dǎng在香港上层的势力，可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民间势力，不少人在心理上认同，或依附台湾guó mín dǎng政权。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这些人的观念也逐步变化，有些人开始同大陆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资机构往来，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华分社来往的，仍然很少。
另一部分是台湾的派遣机构人员，属于台湾势力在香港掌权的部分，大多年纪已大，在香港有一定的身家和地位，fǎn gòng思想坚决，然而观念与做法保守，无法适应变化，派系也多，不团结。其中极少数人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已秘密同大陆官方有联系，改革开放后，又有一些人同大陆官方有了秘密接触。
guó mín dǎng在香港的影响与力量，有一定基础。据他们同我们接触时私下讲，他们在香港有一百万党员。我们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确实注重发展了一些年轻人，据我们所知，台湾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多名中学生去台湾上大学，在这些学生里面，积极物色和发展guó mín dǎng员。
每年的十月十日“双十”，guó mín dǎng在港的机构、社团都公开搞国庆活动，例如举办酒会。他们成立庆祝双十活动的筹备委员会，广登广告，实际上，即是对台湾表态，又是向大陆示威。许多地方搭盖牌楼，在热闹的大街上ch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比“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所挂的国旗还多。
八三年“双十”，我专门去调景岭，看到guó mín dǎng政府的旗帜确实chā得很多，我让司机停车，想进调景岭屋屯里面看看，陪同的保卫人员怕有危险，执意不让我下车，结果没能进去。
据说，调景岭等地方平时也挂这些旗帜。即便在港岛，站在跑马地新华分社大楼顶层，也可以看到大楼东面的山上，有几面guó mín dǎng政府的旗帜。这几面旗常年悬挂，只要一上顶楼，就看到了。
guó mín dǎng把香港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由来已久。自从四九年蒋介石证券到台湾后，就从台湾派遣特务，经香港到大陆搞情报，进行破坏活动。据我们情报部门掌握，guó mín dǎng的党、政、军系统，各个派系都有特工在香港进行活动，估计在香港活动的小组有几十个之多。在新华分社大门对面的一家旅馆里，就常驻有一个专门侦查新华分社的特工小组。八三年我到香港不久，我们情报部门（包括香港、北京的），都有“线索”说，guó mín dǎng派了三个小组准备暗杀我和另外两个在态度上亲中国大陆的华人资本家。
当时，因我活动频繁，不仅香港社会，连台湾方面也反应强烈，据说guó mín dǎng内有人认为，guó mín dǎng在香港的这些人搞不过许某。
我原本住在跑马地山村道新华分社一些副社长住过的房子里，得到这个情报后，保安部门建议我到新华分社机关内住，他们担心我每天上下班，形成活动规律，容易被人掌握。我虽不完全相信，也得尊重组织决定，就搬到皇后大道的新华分社大楼内居住。这座大楼原是香港一位商人建的酒店，属于中等偏下水平的旅馆，最好的房间也就是大约六、七十平方米的一种套间。我搬进去后，住了第十二楼的三个套间，我住一个，老伴住一个，还有一个是接待子女、客人的。不少人看到后，建议我搬出去，感到与香港水平不太相称，同社会高层也无法比，即使中资机构负责人都住得比我好。我随遇而安，个xìng就是如此。后来新华分社买了赤柱的别墅，有同仁建议我搬过去住，我也谢绝了，一直住在这幢大楼里，直至退休离港。
对于暗杀活动，开始我有怀疑，我对guó mín dǎng的威胁并不大，为何他们要采取极端手段？但我们的情报部门言之凿凿，而且据他们追踪guó mín dǎng派遣小组的结果，证实确有这个组织在活动。因而我采取不轻信，也不能完全不信的态度，同意保安部门增加了保卫的措施。同时认真地告诉那两位亲中的华人资本家，请他们进出注意安全，多带几个人在身边。直到发生“江南事件”之后，蒋家政权受到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在guó mín dǎng内也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在蒋孝武调到新加坡之后，台湾guó mín dǎng政府不敢再胡作非为了，用大陆的语言说，才“解除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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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完成祖国统一，原设想在八十年代，后来又提出在九十年代完成统一。因此在七十年代末，文革一结束，即提出“叶九条”，呼吁两党和谈统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香港、澳门，而且适用于台湾。据我所知，一国两制的考虑，首先还是以台湾为对象的。一九八二年，中国修改宪法，增加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规定。”人大委员长彭真在八二年七月十六日发表谈话，明确指出，这是将一九八一年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基本内容法律化，为祖国的和平统一确定了法律依据。”
“叶九条”的全部内容都是针对台湾的，说明中国一开始主要是注重解决台湾问题而考虑的。让大陆搞大陆的社会主义，台湾搞台湾的资本主义。对台湾的条件比香港更“宽”。台湾自治的权限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律。而且李先念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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