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说：“中央既已决定不搞，我就放弃吧。”
我们在香港有五份中文报纸，却没有一份英文报纸。
同时，我也感到香港的华人大财团缺少言论阵地。如果由新华分社来搞一份英文报纸，需要国家拨款。当时，经过争取，中央已经大大增加了新华分社的经费，现在再要求增加经费，可能xìng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财团出面来办这份英文报纸。
我与李嘉诚、包玉刚、查济民等人商谈，他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物色人选筹备，他们要新华分社想办法。有人介绍陈布雷的儿子，《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总编辑陈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启立提调，他同意考虑。胡启立当时在书记处分管中宣部工作。后来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罢。
杨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华早报》的一位编辑，还请他拟了一个计划大纲，但在落实时，又遇到大财团老板之间不合作的问题，只好搁置。
后来有个办英文报的机会，却因一念之差错失。查济民向我建议，《南华早报》有意出让，他可以与新华分社合作收购。我问需要多少钱，查济民估计对方索价可能在十亿至十二、三亿港币之间。我当即表示，新华分社拿不出这么多钱。查济民讲，实际不会动用多少钱。我当时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场运作情况，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动用一部分钱把控股权买下来即可，可以用银行的钱，也可以用社会上一些大财团的力量，因此不敢答应。后来才了解，查济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我答应合作，他即可进行。坐失了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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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媒、文化界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增进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敌意，争取部分报刊成为友报、友刊，是我到港后不久，便明确的工作方针。
我与传媒界的遭遇战，是去九龙城寨参观，《信报》林行止在“政经短评”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涂》的批评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谈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浅，不仅同意左派报刊进行反批评，并提出要对林行止点名批评，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训，觉得应有接受批评之量，即使批评是恶意的，也不能随便反批评，当今之“势”，是越批评越香的。这是我们或多或少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随机要求宣传部长杨奇，约请林行止和夫人骆友梅吃饭，遭到拒绝。
我欣赏林行止的文章和风骨，前后共约请三次，并请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jiāo的商界朋友进行疏通，他们夫fù才接受邀请。那时，这样的宴请，一般都设席于华润大厦五十楼董事长办公室。我、杨奇与林行止夫fù一见如故，jiāo谈关于香港经济看法，讨论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论点，我并阐述了自己对香港经济的一些看法，谈得比较投机。从此，不但加深了我对林行止的认识，据说，也改变了林行止对我的观感。以后每年几乎都有接触，jiāo谈的题目也比较广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国庆，我邀请骆友梅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北京观礼。骆友梅回港后写了一篇文章，我阅读后深感意外，方知他们夫fù二人文采都很出众。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前，双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骆友梅一次在我于赤柱约他们夫fù餐叙时，告诉我说，中资机构杯葛《信报》，撤销了不少广告，这样固然打击了《信报》，也损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时表示，无论我们刊登广告与否，都不会因而改变报纸的独立立场。我对骆友梅讲，我们会站在朋友立场，说服有关单位登广告，我们不想影响《信报》的立场。当时管理中资机构的广告公司是华润属下，我找主管单位商量，感到困难很多，我就直接找广告公司的经理做说服工作，他们勉强接受了任务。
对于批评中共的传媒人士，我开展广jiāo朋友的工作。八四年，经陆铿和杨奇安排，我和香港前景社成员会面。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造诣颇深，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多批评中共的一群。那天聚宴的是劳思光、李怡、胡菊人、徐东滨、孙述宪、谈锡永、董千里（陆铿因事滞美），由李怡带头发言，对我穷追猛打。我因有心理准备，尽量地“存”了彼此之间的“异”，“求”了彼此之间的“同”，以缩短彼此间的距离，整个宴会二、三个钟头，始终保持紧张却和谐的气氛。我也对他们尖锐的提问给予肯定我真诚地回答：他们这一群，不因有人批共、fǎn gòng，而被视为不爱国。
我之所以与香港经常批共、fǎn gòng的文化人之间，较能接近jiāo友，这是关键一役。当时我回到新华社，有人用“舌战群儒”来形容，我说，“群儒”则可，“舌战”泽过甚。事实上，也是“统”多“战”少。“文化战场”也是一样，不打不成相识。我看，他们在宴席上，还是“舌下留情”的，没有过分为难我。后来，在新华社春茗活动安排上，我至少两次jiāo代，要同这一群再相聚会，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安排。但个别之间，还是有接触的。
《明报》董事长查良镛是从左派报纸出去，自创事业成功的。查良镛以金庸笔名创作的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洛阳纸贵，历久不衰。我到香港不久，便宴请他夫fù。他知道我是他武侠小说的崇拜者，随即送了一套全集给我。后来他又从我口中知道邓小平也是一个“武侠迷”，就托我转送一套给邓小平。（我受邓小平办公室之托，在香港还为邓小平代购了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全套武侠小说。）新华社内部分析，定《明报》为“中间偏右”xìng质。查良镛向我介绍，他对中共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表示：“欣赏你这个方针。”
当时《明报》的大陆消息较多。这是廖承志主政期间，为了扩大海外宣传，决定由中新社编辑，专门供应的；《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香港几张“左派”报纸的“老总”，几次向新华分社宣传部提意见，表示不满，要求也享此“小灶”待遇。我同情他们，专向中央反映，中央也jiāo有关部门处理，但一直没有落实。
《明报》副刊有“哈公怪论”专栏，每天以尖酸刻薄的笔触，写热讽冷刺中共的短文，很有市场。查良镛向我表示，他出于市场考虑，才保持此专栏，并非完全同意其观点。我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别的报刊一样会用。”后来他与哈公之间，据说因经济上产生意见，停止了哈公专栏，还引起外界一些误会，一位是新华分社影响所致。
对于几张大报的老板、总编、主笔、采访主任，我都分别宴请、拜会，并且每年至少安排一次，联络感情，相互了解，和增加公谊、私jiāo。《镜报月刊》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在他家里介绍我和《中国时报》驻港特派员江素惠会晤，虽然jiāo谈不深，对她的智慧、美丽，留下深刻印象。
《天天日报》的发行量、读者，仅次于《东方日报》和《成报》，社论多支持中方。在深圳特区开始成立之时，《天天日报》董事长刘天就在当时人存在观望的情况下，进入深圳投资，被赵紫阳称赞为“勇敢的人”。后来刘天就找新华分社，声称有财务上的困难，如不解决，《天天日报》可能倒闭易手，要求中国银行贷款三千万港币。祁锋、牛钊（当时也分管宣传部工作）和刘天就见面了解后，主张给予援助。经过工委讨论，我同意请中银给予贷款。中银除要刘天就以《天天日报》股票抵押外，还要新华分社出面担保，于是就由我签字，给予担保。岂知，刘天就拿到贷款后，置报社不顾，便不知去向。新华分社遭遇一个骗局。
由于中银还握有《天天日报》的股票，祁锋等人遂与中银商量，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总商会负责人直译的何世柱出面，重组了《天天日报》的董事会和社务，维持该报继续出版。宣传部提出讨论，是否改变《天天日报》的报导方针。经工委讨论，多数人主张不予改变，包括哈公在该报的专栏在内，采用“不干预”方针，以保持其特色，维护其销量。
中报是在香港、美国都发行的一份报纸，据发行人傅朝枢解释，主要在美国发行，香港只发行几千份。在香港办中报主要是为了收集关于香港和内地的新闻，编辑后，再传真到美国，目的是出美国版。
中报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地方版。在加州，有旧金山版、洛杉矶版，另外在美还有芝加哥版、纽约版等等。据傅朝枢讲，报纸的销售量有八十多万份，是在美销售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我与傅接触，主要是北京对傅的中报有相当多的资助，通过香港新华分社转给他，但傅仍不满足。杨尚昆找到我，要我派个人去美国看看，傅讲的情况是否属实。据傅对杨讲，台湾的中国时报在美国停刊了，傅把中国时报的几个主要报人招揽到他旗下，因此，他的报已是美国华人报纸销量最高的。杨希望把这一事实搞清。杨还问我：“在美国的新闻工作，你能否管起来？”我没有接受这一任务。
我派黄文放到美国了解中报的情况，黄回来后汇报，中报的发行量没有达到八十万份。连送的报纸在内，大约四、五十万份。黄文放主张还要继续支持。
我即向杨尚昆报告，同意黄文放的意见，于是，杨尚昆就把杨思德写的同意资助中报的报告，批给李鹏了。前后半年多，李鹏就是不批。据杨思德解释，中央当时外汇太少，批不下来。
过了一个时期，傅讲没有钱，中报要停刊了，我对中报要停刊表示惋惜，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来讲，是一个损失。我还是帮助傅竭力向杨尚昆争取，杨表示没有办法了，假如一定要停，就让他停刊吧。后来中报终于停刊了。
陆铿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纽约举办一个“中国前途讨论会”，左、中、右、独人士都有参加，引起了国内注意。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王瑾希和一记者前往采访，会后邀陆访问北京。陆铿表示要访问就得访问领导人（指邓小平、胡耀邦等）。他回到香港后，把这情况跟我谈了。根据我的估计，邓小平接受访问的可能xìng很低。胡耀邦有可能。
我即坦诚相告，劝陆铿是否先采访胡耀邦，访邓事以后再斟酌。陆铿同意，我便发电向中共中央反映了要求；中央复电要求了解陆铿的政治现状，以及工委对这件事的态度。我又做了较详细的复电。胡耀邦当即同意接受采访，陆铿随机去了北京，进行访问。时在八五年五月十日。
陆铿对胡耀邦的采访很顺利。胡坦率地回答了一些重要而尖锐的、当时外界很关心的问题，回港后，《百姓》定六月一日发表访问记全文。我与陆联系的人事先得到访问记清样，那时还没有传真机，我立即派专人乘机飞往北京，并请中央办公厅帮助，让来人立即见到胡耀邦，听取胡阅读访问记后的意见。胡耀邦第二天便见了，在文字上做了七处修改，专人携稿第三天便回到香港。但陆铿表示已经付印，无法改动。
访问记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陆铿问到王震时说：“他是你的洛阳老乡吧？”胡答：“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说：“呵！那是南北呼应。”胡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像这样的小幽默，结果给胡耀邦带来大麻烦，在胡耀邦“倒台”时，这篇访问记，成为胡耀邦的一大罪状，指他接受“右派文人”的采访，公开暴露党内矛盾。同时，陆铿也被中央文件点名。这种“无限上纲”、“无情斗争”情况之再现，使我感到寒心。
陆铿坐过guó mín dǎng的牢，还更长时间（二十多年）做过共产党的牢。他在任guó mín dǎng《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时，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宋子文（蒋介石的大舅子）贪污国家外汇三亿美金案，轰动一时。他也是在港主张：“批毛不批邓”，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者之一。他六十五岁生日时，我曾托人送他十万港币贺礼，他接受我的“情”收下了，立即又请原人原款退回，传话是：“感谢你的好意，但不能收你的钱。”
除却政治立场上的差异，我欣赏他的真诚、正直。我在北京和公安部长刘复之、安全部长凌云谈到陆铿的为人时，凌云有感慨地说：“当时对这些人的工作做得不够。假如做得好一点，经济上多给些帮助，可能对共产党的态度会好一点。”我讲：“像陆铿这样的人，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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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记者给我的“下马威”，是我上任到港后的第一天，在红勘车站穷追不舍，逼我回答为什么来港。我当时毫无准备，只好从实道：“为统一而来”，招致媒介批评，给我一顶帽子：“君临”！我刚下“马”，还没有踏出车站，记者、传媒就不轻不重地“威临”了我一下。
从那之后，我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属于“内部”的，有“小新华社”派记者随我活动，但和他们谈好条件，对外不报导，对内可以发“内参”。社会上的活动，开始记者们事先得不到消息，给避开不少，但逐渐他们摸到了“规律”，“曝光”率就日见增加。记者见面就要提问，我思想负担也日见增加，担心言多必失。有段时期，我要求新华分社宣传部、外事部，每日将社会上关心的问题，研究后提出“答案”，做回答记者的“参考”。经过一段时间，发觉实际作用不大，就停止了。幸好我和记者相处，已取得了初步经验。
有一次，我反过来向记者“采访”：“我在社会上的活动，你们事先从哪里知道？”原来大多从邀请单位获得消息，而且记者间有“君子协定”，得知后相互通知。八四年由于我活动频繁，“出镜”、“曝光”率高（其实给记者“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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