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几个专栏执笔，有些专栏作家很有名，对香港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香港社会主要舆论偏向西方观念。有相当部分偏向英国，也有一部分倾向台湾，在政论和副刊专栏中，拒共和fǎn gòng的言论占相当大的篇幅。
言论倾向主要定于报刊老板的政治立场，也有些是报章的主编、主笔的影响，有时主编、主笔换人，倾向也起了变化。有些报刊往往在同一个版面，甚至同一个副刊、同一个专栏里的倾向不一样，这是由于报馆老板表示自己的报纸舆论多元化，言论独立、自由。
香港的六百多种刊物，多数偏重社会xìng、消遣xìng，迎合小市民心理的文化商品。政论xìng的刊物不多，主要有《争鸣》、《七十年代》（后改为《九十年代》）、《镜报》、《广角镜》等。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情况，代表中国观点的刊物，一份也没有。
《镜报》和《广角镜》对中国的报导多一些，倾向中国，但两者也有区别，《镜报》对中国批评多，从内地管理刊物的机构来看，《镜报》还不能成为可以无条件进口的刊物。
电子传媒方面，电视台有两家：无线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无线的收视率占多数。当时新华分社估量无线的政治观点是亲英、亲台的，以后从实际情况看，这个看法有偏差，应该说无线从商业上出发多一些，意识形态上偏向西方，政治倾向上比较中间，有些言论并不是老板的倾向，而是主持人的政治倾向。
亚洲电视台也一样，主要也是从商业出发的，政治倾向比较中间，但个别节目主持人政治倾向的不同，有时也会出现倾向台湾或英国的言论。
香港的广播电台共有十二个，其中香港电台占七个，商业电台占三个，另外两个是专为英军广播的电台。广播电台由政府新闻处直接管理，基本上代表港英政府。
总体来说，作为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媒介，香港的报刊杂志、电视、电台等传媒的总的倾向是从商业观点出发，满足各自的读者、观众、听众的需要。
受中方影响的左派报纸有五家：《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和《晶报》。五家报纸总发行量十五、六万份，约占香港报纸发行量的十分之一，其中《文汇报》发行量最大，每天也只有五万多份（包括销内地的几千份）。
在香港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国政策，主要靠这几份报纸，当然，有时也利用其他报刊，但占的比例很小，例如七九年，中共中央发表叶剑英委员长对统一台湾的九条政策（简称“叶九条”），廖承志指示香港新华分社，找一份能进入台湾的香港报纸，刊登“叶九条”，让台湾有较多的人知道这一政策，当时的新华分社通过统战关系做到了，受到廖承志的表扬。
但是，从舆论的影响力而言，左派报刊居劣势用劣势形容还不够应该说是很大的劣势，不仅是“量”上的劣势，“质”上也是如此。因为不少港人虽然认同中国，说自己是中国人，但赞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是少数。拒共、fǎn gòng言论引起他们的共鸣，在香港很有市场。
中英双方在历次民意牌斗争中，中方一般都处于劣势。这固然有中方不善于处理或处理不当的因素，但主要原因是英国利用了这样一个舆论优势。
由于香港言论自由，在亲英、亲台甚至中间xìng的报刊上，对共产党的批评几乎天天都有。这些批评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已多数属于善意，但仍有不少是具有敌视或非善意的，这种潜在的政治倾向，即使在新闻报导中，也往往会流露出来。
由于舆论集中，信息速度快，表达形式多种多样，传媒在香港及海外的影响都很大，对人们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成都深，香港社会舆论风波很容易形成，短时间内就可以掀起一个浪潮，有时甚至会风波不断。
香港的传媒，在海外也很有影响。香港的报纸，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当地版，实际上就是香港新闻再加当地新闻。香港的电视节目在这些国家都可以通过录影带，甚至卫星在当天或隔天可以看到，由此也可看到香港舆论对海外华侨界的影响。
北京高层对香港舆论也很重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之中的党员，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关香港情况的材料。人民日报、港澳办、中宣部都分别摘录香港的主要言论，编成“内部参考”。中央办公厅对一些重要的言论出专页的参考资料，供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和几位老人参阅。除了高层外，香港消息在大陆民间也很受欢迎，但一般很难有机会看到，经常靠看过的人辗转相传，一般成为“出口转内销”。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内地可以看到香港报刊的，只有部、省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其他单位订阅要经部、省级宣传部批准。大学的图书馆可以订一些，数量很少。
《大公报》、《文汇报》可以直接进大陆销售，但不普遍，《文汇报》销路稍多一些，在内地很受欢迎。香港一些刊物，如《七十年代》、《争鸣》，在国内很抢手，因为这些是被禁的刊物，即使明知道有些消息不准确或不很准确，人们还是千方百计抢着看。阅读过的人，产生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消息为什么对内要限制？为什么希望知道消息还得靠“出口转内销”？
我听说：jiāng zé mín在周南接任新华分社社长时，要求他改变香港舆论的这种情况，迅予掌握。如果说，这种企图是掌握舆论，压制言论自由的话，我看现在没有可能，九七年之后也很少可能，言论自由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以大陆现在严格的管理而言，不是仍在不断有所突破吗？当然，离“九七”时日不多，中国经济也正在发展，人们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等等方面的，外在的、内在的考虑，或多或少会制约自己言论上的自由度。然而言论自由、百花齐放，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无法阻挡的。香港传媒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的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成为内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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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左派报纸的销量占市场比例很小。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香港销路更少，只有一些研究机关、报社、与中国做生意的一些企业，以及中国驻港机构才订阅；社会一般大众很少人阅读，谈不上影响“普罗”市民。《人民日报》改出海外版之后，看的人更少，一些机构对《人民日报》海外版不满意，觉得缺乏研究价值，不如内地发行的《人民日报》材料丰富。一九八五年，我让有关部门统计，《人民日报》在香港销售量只有一千余份。
《大公报》、《文汇报》是统一战线的报纸，不是党报，《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文汇报》社长李子诵都是高级统战对象。报社的副社长、总编辑或副总编辑不少是共产党员，这些人的任免都由北京有关部门批准。我到香港工作前，新华分社只能提意见，无权做决定。做决定的是廖承志，中共中央组织部也要遵奉他的决定。报纸的业务，由港澳工委宣传部领导，一些重要的社论，要经宣传部同意。并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来规范某些新闻是否能刊登，例如国内有些军机外逃到台湾、南韩，这些消息这些报纸都不能刊登。报纸编辑对办报方针很有意见，但新华分社和北京很少听得进，以致销路始终打不开。
据说看左派报纸，尤其是看《大公》、《文汇》两报的，除了一些中方机构外（有些中资机构也不订也不看），主要是想从这两份报纸中，印证其他报刊有关国内的报导和评论；或从这两份报纸的报导，揣摩和了解中国官方态度的人。这一类读者有政界、商界，也有文化界（文化界是内地传统的说法，在香港包括了传播媒介和演艺界）。
八三年我到香港工作，中央负责人并未专门jiāo代舆论工作的问题，但我了解情况之后，感到需用比较大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要争取人心，提高港人对“一国两制”、国内改革开放的信心，必须做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做传播界的工作，传媒天天同群众“见面”，能起潜移默化作用，因而如何加强本身阵地，做好传媒统战工作，逐步改变舆论上劣势的状态，成为当务之急。
我让新华分社的宣传部长杨奇邀请这几家报纸的负责人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报纸工作的意见，这些“老总”们确实提了不少意见和希望，我都表示尊重。
我根据当时对香港的初步了解，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报纸今后的工作方针概括为“商品第一，工具第二”。
我认为，在香港社会什么都是商品，报纸当然也是商品。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看报纸与否，是个人的事，八三年报纸每份港币一元，订报的人少，大多是到报摊零买，这些人多半不是看政治消息，而是为了要看社会消息，经济、金融信息，还有不少人是想看某一个专栏或副刊，也有人专看马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后，涉及港人前途，香港人才从过去对政治冷漠，逐步发展到比较关注，报纸政论也就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浅入深地发展起来。所以香港报纸是提供各类信息、消遣的商品，不同于内地。
在内地，所有的企业、机关都列有预算必须订《人民日报》，吃的是“大锅饭”，销售可达几百万份。有一段时期，《人民日报》是机关、学校、企业的“学习材料”，更非订不可，无可选择。地方xìng的报纸亦如此，比如江苏的《新华日报》，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江苏各地的党政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也都规定必须订阅。真正个人出钱看的，少之有少。
在香港社会，办报要销路广，适合不同兴趣的读者，必须内容多元化。报纸能让读者看到他们需要的内容，才会有人花钱买报看，也才可能让他们同时看到有关中国的消息、政治情况的报导、社论等等，产生一定效果。
报社老总们向我提到新闻“吃小灶”的问题。有些信息在国内来讲需要保密，或需经一定时期，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表的，可否提前让香港“左派”报纸先发表？特别是对《大公报》、《文汇报》能否如此？
当然，香港新华分社决定不了这件事，我答应向中央反映。事后，我向胡耀邦、胡启立反映，他们原则上都赞成；胡启立表示，中央一些会议的文件，准备发表的，可以让香港先发表，还专门jiāo代中宣部与新华通讯社研究如何落实。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有回应。
《文汇报》还提出，有些新闻过去规定不能刊登，能否改为“客观”报导？因为事情已经发生，香港其他报纸都已刊登，我们视若不见，不予报导，形象不佳。不如简要报导，给人实事求是的形象。我们原则上同意了。后来国内有军机飞台湾，就开了禁令，首次在“左派”报上出现消息。
八四年，胡耀邦做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讲话，强调报刊是党的喉舌和工具。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一些人对香港宣传工作有议论，有人提出要在香港办一张《人民日报》类型的党报，或由《文汇报》或《大公报》来担任这种角色。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香港办报纸要有人拿钱买。现在《大公》、《文汇报》的读者已经很有限，一旦办成党报，恐怕买的人更少，得不到正面的效果。”表示了不同意见。书记处分管常务的习仲勋、胡启立不再坚持，那些人以后也没有再提办党报的事情。但胡乔木、邓力群他们后来换了个提法：要求建立《大公报》和《文汇报》在港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谓的权威，就是要报纸成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正面宣传中共的主张。
我在工委讨论过这个提法，无人表示不同意，但我感觉，像《人民日报》那样完全以党和政府的面孔出来讲话，在香港的效果不会理想。但由于我自己思想不够解放，所以又主张在社论上要体现这种“精神”，逐步形成“权威”。
“商品第一，工具第二”的办报方针，北京虽然没有表示不同意，但在此形势下，新华分社管宣传的负责人向我说，是否考虑把这个提法变动一下，我犹豫一下说：“那就改一下，把第一第二的次序调一下。”
这个调整是错误的。我当时应该坚持原来的方针。
鉴于香港当时缺乏一份能够正面阐述中国方针政策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政论刊物，我考虑出版一个杂志，以中间面目出现，以争取香港广大的中间阶层（我也考虑过，左派几家报纸也如此改变，但他们的面孔已经“红”了，想改变已很难）。香港某些刊物以揭露中共的所谓“秘闻”招揽读者，这些“秘闻”，有些接近事实，更多的都欠缺准确xìng。我向中央建议，办一个刊物选刊一些中央还未正式发表的内部消息和文件，为香港和海外的读者提供准确完整的资讯。胡耀邦、习仲勋、胡启立都表赞成。胡启立很积极，专门jiāo代给中宣部长朱厚泽，并要他帮助我物色编杂志的人选。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没有落实。主要是中央如何提供资讯的问题没能解决。我曾具体提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各指定一位同志与杂志联系，提供稿件。
到八四年夏天，习仲勋告诉我，关于办刊物的事情，胡乔木、邓力群会找我说。后来，胡乔木单独找我到他住宅谈话，劝我放弃办杂志的打算，理由是办这种刊物很困难，万一处理不好，北京方面不少人会有意见，香港方面也不一定能讨好。中央提供稿件、资料，同样有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做了决定，我只好作罢。我对胡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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