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济上的开发和经营完全由熊谷组组织的公司自行处理。市政管理、社会治安、税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区管理。于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个区域，一是工业区，包括港口、重工业区和轻工业区；二是住宅、服务区；三是旅游区。他们准备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共同开发，但以日本的财团为主。于元平告诉我，按此设想，第一期工程，起码要一百亿美金。
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我当然支持。我同赵紫阳谈过，他表示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常务副省长鲍克明。鲍克明利用全国政协四名委员到海南考察改革开放的机会，向这四名委员讲洋浦开发的问题，认为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做法。这四名委员听进去了，回北京写报告，指洋浦开发是出卖国土、搞新的租界、丧权辱国等等。这种看法在全国政协得到主持政协工作的常务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后来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展开讨论；一百多名政协常委附署了这个报告，反对洋浦开发。李先念把报告签发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给赵紫阳处理，赵紫阳只得先把这件事搁置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复。他们同我见一次面，就把我当做“援军”，要我代为争取。我找王震、赵紫阳谈过多次。赵紫阳做工作，全国政协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改变了态度，重新写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也乘机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邓小平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明确指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转到国务院，等李鹏批准。我又一次找赵紫阳谈此事时，赵告诉我，报告已到了李鹏处，让我直接找李鹏谈。
我前后同李鹏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协重新派人去调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鹏从日本回国之后，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决定赵紫阳下台，找各地负责人打招呼，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同李鹏谈了洋浦开发问题。
李鹏对我讲：“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组不是实力很强的财团，我们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给他们。要以项目带土地，项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谈话，都是这样的说法。他不理邓小平的批示，不赞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给外商、成片开发。
十三届四中全会，jiāng zé mín当上总书记后，找到我谈了一次话，我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新的中央考虑这件事，我讲：“这件事如早一点批准，可以让外界认为新的中央是坚持改革开放的。”jiāng zé mín表示，李鹏当天才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赞成李鹏的意见，还是让李鹏处理。这样，我明白，虽然邓小平有了明确的批示，由于jiāng zé mín、李鹏的阻挠，洋浦的开发，短期无望了。我把情况告诉了许士杰。
这时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软禁了。新的中央认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赵紫阳，派调查组到海南调查了三个月，没有查出任何证据，便以莫须有的“以权谋私”的“罪名”，将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软禁之前，一直兴高采烈地，以为中央要讨论和批准洋浦开发计划，因为jiāng zé mín、李鹏是用专机接许士杰、梁湘，骗他们到北京“讨论洋浦开发计划”的。他们刚下飞机，梁湘就被带走，隔绝软禁了。
我来美之后，在报上看到，洋浦开发计划又重新开始，我想，这是邓小平南巡后，在国内澎湃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压力下，jiāng zé mín、李鹏不能再阻挡，也阻挡不住了。看到这种发展，我想，已经安息的许士杰、坐在轮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样，会感到欣慰。
60
成立港澳国际公司的初衷，是根据邓小平、廖承志的设想，把香港部分大资本家组织起来，成为日本“经团连”式的集团，以期不但在经济上，将来也能在政治上逐步发挥作用。经团连是日本各产业界组成的经济团体连合会。
这个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一，香港华人大资本家依赖xìng强，独立参政意识薄弱；第二，他们大都自己发展生意起家的，一般不喜欢同别人合作，不想居人之下。我们请他们参加投资合营包括包玉刚、李嘉诚，他们情难推却，勉强参加，最多投资一千万港币，是一种“应酬”的态度。没人肯当董事长，最后勉强让曹光彪出任。在华人资本家中，曹并非第一流的，更引不起大资本家的兴趣。
后来，我考虑，如何把香港和国外的资金通过一个机构，向内地引进。不久，恰好经贸部要华润董事长张建华退休，我向外贸部商借，同意张建华留港接替曹光彪任港澳国际董事长。
我到香港工作不久，曾向国务院要求批准两亿美元给新华分社，在香港搞贸易，当时的想法是，既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直接学习香港经营的经验，也能通过贸易逐步解决驻港机构的经费问题。因为我估计，今后工作要发展，可能要多花钱。除新华分社本身外，还要津贴一些部门和报纸。开展社会活动也需要花钱，国家拨款要有预算，也有限额。
对我们的报告，财政部采取有条件的支持，同意先拨一亿，五千万是国家拨款，五千万是向中国银行的贷款；要求三年以后，新华分社经费自给。
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批准了这个报告。赵紫阳知道后，向我表示一些疑虑，他说：“姚依林批准，我不反对。我的意见是你要考虑一下，假如新华分社也搞贸易，会不会同其他中资机构产生矛盾，影响领导和仲裁的作用。”
我向他表示：“既然已经批了，我会注意你的意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赵就不再表示什么了。
起初，新华分社只在港澳国际公司参加一部分股金，张建华去了后，就从中央拨来的一亿美元中，划给港澳国际七千万，我对张建华讲，假如华人、华侨资本家的资金愿意留下不退出，我们欢迎，假如要退，连几年的利息一起发回。
后来，他们陆续都退出了，港澳国际基本上变成了中资机构。当时，除港澳国际外，新华分社还办了一个商业机构鑫隆公司（前文已提及），这两家公司都由新华分社直接管理。
这样的变化后，我们对港澳国际的要求也改变了。要他们把引进香港资金到内地去投资，作为主要任务。港澳国际就此从这一方面逐渐发挥作用。
当时，海南刚刚决定建省，设立大特区，向外开放。海南用电非常缺乏，港澳国际公司就率先在海南建了三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区，并投资筹建马村电厂。张建华完全采用香港的做法，同上海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把设备和基本建设都包给上海市，一年为期，从设计、安装到建成，如都能如期完成，奖励八十万美金；如有延误，按天数扣罚款。当时的上海市长jiāng zé mín，在除夕那天，召开三百人的会议，动员如期完成这个项目。最后，马村电厂提前建成了。
马村电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在中国电厂的建设史上，首创先例。
胡应湘曾向我宣传建设高速公路的优越xìng。他说，他做过比较，一条高速公路的运输量，不比一条铁路少，而且前者更便利。胡讲，他要建设深圳到广州和珠海的高速公路，建成后，还有意建广州到武汉的高速公路。
从胡应湘那里，我接受了要多建高速公路的设想，我想促成早日建成上海到南京、上海到宁波的高速公路。
我向赵紫阳建议，从上海的作用谈起。我说：“上海的能量大，上海的地理位置、轻重工业基础、技术基础、上海人做生意的经验，都是潜在的巨大能量。假如把上海的能量释放出来，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以道里计。”我建议中央考虑这件事。赵紫阳没有立即表态，我看他是听进去了。我还认为上海那几年的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上，思想保守。基于这些想法，我想先促成这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八六年春节，除夕那天，我实现征求浙江省省长沈祖lún、江苏省省长顾秀莲、jiāo通部部长钱永昌，和上海市长jiāng zé mín的同意，把他们都请到上海，在上海市委康平路的小礼堂开会，商量筹建这两条高速公路的事。上海市由前后任市长汪道涵、jiāng zé mín参加。汪道涵当时是华东经济协作区办公室主任。jiāng zé mín要我主持，我讲，还是请汪道涵和你主持，你们是“地主”，我是来促成这件事的。这样，jiāng zé mín主持了会议。
江苏、浙江两省省长分别讲了他们的想法。江苏想靠国家投资和外资来建设，浙江同样，但浙江准备自筹一部分资金。两省都很积极，浙江更积极一些。
jiāo通部长钱永昌表示，这两条高速公路，国家准备作为jiāo通建设的重点项目加以批准，列为国家“八五计划”（指一九八八至一九九二年国家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国家都会有拨款，但主要靠自筹。
我建议：可不可以运用外面的经验，用商业经营的办法，国家批准项目，资金采取集股的办法来筹集，主要向银行贷款。地方上愿意自筹，同样作为股份。我建议成立两个公司，上海、江苏、jiāo通部、港澳国际成立一个公司；上海、浙江、jiāo通部、港澳国际成立另一个公司。一家开发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公路，一家开发上海经杭州到宁波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国家假如批钱，可做为jiāo通部的资金投资，拆算成jiāo通部的股份；资金主要由国家出面，向香港银行借款；港澳国际和香港中银出面牵头。公路用地，一部分向群众收购，也可试验，把土地折价入股；当地群众参加公路施工建设，劳力折价入股；参加建设的老公，发给他们日常生活费用，其他报酬发给股票。建设可以分段进行，开发一段，利用一段，短期内就可以有所收益。这样做，比单纯依靠国家拨款或向国外政府、世界银行贷款更容易些，更快些。我还建议：可以向中央要求一些特殊政策，比如，这两个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和开发后若干年，可以减税、免税。用的钢材、水泥，由地方上拨出一些中、小水泥厂和轧钢厂给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作价收购，专门为公路建设生产水泥、钢材；国家对这些材料减免征税。沿公路设若干工业开发区，公路建设公司可获优先开发权利。这样，我们可以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上，创出一条新的路子。
我的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会议原准备开两天，只开了半天就结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几位负责人，公推华东协作区汪道涵牵头，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我要求汪道涵在写出报告后，寄一份给我，汪表示同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下文。我给汪道涵打电话催促，也支吾以对。
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我还向广东省的负责人林若、叶选平以及福建省的领导人（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建议过，希望他们与“港澳国际”合作建设深圳至厦门的高速公路，他们都表示赞成。但广东想自己来搞，福建则表示，能否先支持他们把福州厦门泉州的高速公路建起来，然后再建厦门到深圳高速公路。他们的想法，我也赞成，并jiāo代张建华同他们具体洽谈，这已是“六四”以后的事情。不久，我就退休了。
八七年，我组织一批香港的实业家大多是搞工业的，亲自带他们去江苏，沿沪宁线一路参观到上海，想在引进外资、支持内地改革上做一些直接的工作，取得一些经验。江苏、上海都很重视，省长顾秀莲、市长jiāng zé mín亲自出面接待，这些人看了江苏、上海之后，都非常有兴趣。
在江苏，我感觉江苏主管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件事不积极、不感兴趣。这个人原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后来调回江苏，负责省的外经贸的工作，江苏地方上许多干部对他意见很大，认为他保守，在对外贸易、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不积极。碰到这样一位主管，影响这次江苏之行未能取得具体成果。
不久，我又带一批人去苏州，港澳国际的张建华也同去。此行原想具体促成一些项目，事先，我传话给省委：“假如省长不来，我们就不来了。”因为省长不来，确定项目的可能xìng便减少了。因此把省长顾秀莲“逼”到苏州，确定了一些投资项目，初步达成了协议。会后，那位外经贸主任竟然借口不予同意，省长对他也没有办法，我很失望。
同一年，我又第三次去江苏，直接去苏州。我想，省里阻碍大，苏州市委书记、市长积极要发展，可通过苏州市来“突破”，介绍一些不需省里批准，适合县、乡镇工业的中小项目给苏州。果然取得一些进展。这些都是经港澳国际公司来具体办理的。后来，港澳国际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都成立了分公司，不断发展业务，对进一步利用香港的条件，支持内地开发、改革开放，起了一定作用。
第十一章 敏感的城市
--------------------------------------------------------------------------------
61
香港的报刊密集度在世界各地是少有的，据有关部门向我介绍，香港报纸有一百七十余份，其中每天印行的日报有七十余份，定期出刊的刊物有六百多种。
香港报刊的特点是商业化和言论自由，各种信息都有，而且快。日报绝大多数是综合xìng的，综合中也有偏重，有的偏重经济，有的偏重社会新闻。为了吸引读者，报纸比较杂志化，副刊多，副刊里讲风花雪月，评论社会百态，古今中外，各方面都涉猎。
香港报刊政论也比较多。所有主要的报纸几乎都有专栏，一个专栏作家同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